记者 钟松君
档案索引
“家骅自受中央命令，承乏浙江民政厅半年来，本着总理的遗教，根据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与省政府各委员共同努力于街村的组织、土地的整理、警政的改革……浙江训政的实施可算粗具模型。”
浙江省档案馆藏有1928年6月《浙江县长考试特刊》，这是浙江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写的发刊词，开头便交待了县长考试的背景。
1924年4月12日孙中山手书25条《建国大纲》，列出了“民生、民权、民族”三大目标，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其中第八条说：“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要实行训政，于是依据孙中山《建国大纲》，要考试选拔人才。朱家骅在录取后的致辞中便这样说：“考试是甄拔人材的正路。况且，总理（孙中山）这样交代我们，要我们实行考试权，我们当然是要遵守的。”
寻找“三有”人才
“考县长”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选拔县级长官的特殊方式。以前科举时代，中了进士，吏部试毕，也是人才储备，未必就有官当，很多进士还要等待候任。像《西游记》中唐僧的父亲陈光蕊，中了状元，游街庆祝，被绣球击中，当即与宰相女儿结婚，第二日即外放江州知府，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出现的。
而民国时期考县长，是直接选拔县长人选，目的很明确，考上了很快就上任。组织者也不是中央，而是省级政府。
袁世凯当国时，就考过4次县长，后来停了。1928年浙江、江苏、江西、广西、湖北等省，于北伐后开场考县长。
浙江省第一次县长考试，是在1928年春天，当时总揽其事的，便是35岁的民政厅厅长朱家骅。他说：“今后县长的人选，确是实施训政计划成败的唯一关键。”
他认为新式县长需要符合三个条件：有道德，有才干，有充分的新知识，来“应付革命的新环境，实现革命的新政治”。
北伐军1927年2月占领浙江，同年7月省政府正式成立，半年后即考县长。这条时间线很紧凑。而当时，浙江杭州，俊彦云集，县长考试委员会中，除了省政府官员，还有许多一流的学者名人。
考试委员，豪华阵容
翻到《浙江县长考试特刊》第四页，有《浙江县长考试襄校监试委员人名表》，其中“考试委员”19人，前三个是：蔡元培、何应钦、朱家骅。
《浙江县长考试特刊》记载，考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下午”，即1928年3月20日下午。
绍兴人蔡元培，当时是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这段时间他创办了位于杭州的国立艺术院（即今中国美术学院），还在开学式上发表了演讲。何应钦是浙江省主席。所以这两人都在名单上。
《浙江县长考试特刊》中，委员会一共开了七次会议，蔡、何都没有出席。出席人数最多一次，也只有13人。
排第四个的是财政厅厅长陈其采，湖州人，自幼聪慧，16岁得秀才，22岁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一期步兵科。他的哥哥就是陈其美；他还有两个出名的侄子：陈立夫、陈果夫。陈其采参加了考试委员的第五到第七次会议。
那时候省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约十人，下设军事（后改保安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厅。
第五个是安徽人程振钧，是建设厅厅长，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就是他负责组织筹办的。一起筹办西博会的杭州市长陈屺怀也在名单中。他是慈溪人，同盟会元老，朱家骅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前，他代理过一阵子。他的堂弟比他有名：陈布雷。陈布雷的文章是陈屺怀教的。
庄崧甫是奉化人，曾大力资助孙中山，辛亥革命上海光复时大力资粮、筹饷，还是蒋介石的师辈。他从过文、从过政，还办过农业、办过工业，办过孤儿院，做过很多事，著有多种农林学著作。此时这位老先生已68岁，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出席了委员会第五次和第七次会议。
军事厅厅长是诸暨人蒋伯诚，同时代行省主席之职。他参加过护国运动，从广东北伐到浙江，打败孙传芳的部队。抗战中他还潜入上海负责情报工作，因病被日本宪兵队抓住，誓死不降，被打得半身瘫痪。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还有一次请假。
蒋梦麟，余姚人，教育家，当时他是第三中山大学的校长，正在操办将学校改名为浙江大学的事。教育界的还有著名诗人刘大白，绍兴人，刚从复旦大学辞职来到浙江大学。
殷汝熊，温州人，法学家，当时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王世杰，著名的宪法学家、武汉大学创办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他是3月26日考试前一天所聘。法律界的还有嵊县人宋孟年。
嵊县人马寅初也在列。他是省政府委员，著名的经济学家。另一个经济学家刘大钧也在名单上，他也是著名统计学家。后来人称“中国四大经济学家（另两个是何廉、方显廷）”，有两个在这儿了。还有一个嵊县人赵文锐，也是经济学家，译著甚丰。
主持人朱家骅
仔细看下来，考试委员的名单上，似乎少了一个人：张静江。
张静江湖州南浔人，出身巨富之家，曾多次资助孙中山，又与蒋介石交好。他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另外三人是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还是国民党第二任首脑，1926年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他以足疾辞职后，才由蒋介石继任。
这些当然不是他应该名列考试委员名单的理由。
但是他一年前还是浙江省主席，一年后又回来任浙江省主席。他在浙江做了许多事，修公路，筑铁路，办电厂，办西博会，可谓是轰轰烈烈搞建设。
而朱家骅的学业仕途，也依靠张静江的提携。
曾任浙江佛教协会主席的杜伟是青田人，曾两次充当朱家骅僚属。他在《我所知道的朱家骅》一文中说，朱家骅在同济大学读书时，正值辛亥革命，张静江、戴季陶、陈其美等在上海奔走，朱家骅就是追随者。
后来他自费留学德国研究地质学，也得到了张静江资助；后来在北京大学教德语，蔡元培又保送他二赴德国深造，学地质学。
杜伟说，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朱家骅因参与学生运动遭通缉，逃回浙江，张静江和戴季陶招他去广东，并推荐给李济深，出任广东省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
1927年，张静江又将他推荐给何应钦，回浙江担任民政厅厅长。当时何应钦虽然是浙江省主席，但经常在南京，而张静江又在中央全力支持，所以朱家骅在浙江位高权重，得以施展抱负。
据杜伟回忆，朱家骅亲自掌握考县长事务，“并由顾问许炳堃（德清人，著名教育家）经理其事”。
委员宣誓
“人名表”中还有襄校委员、监试委员、各类职员数十人，其中也不乏名家，比如语言学家郑介石、书法家沙孟海。
还有一位女士，就是与吴宓闹过复杂情变、后来嫁给熊希龄的毛彦文，当时她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在省政府任职，还没去美国留学。
考试委员的宣誓文本是：
“余敬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遵守考试条例，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徇私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
这段誓言，与两年后国民政府颁行的《宣誓条例》，格式、句式大抵相同。1936年竺可桢任浙大校长时的宣誓，也是这个格式。
考试委员会每次开会之前，先推举会议主席，接着还有一项仪式，是“主席恭读总理遗嘱”。接下去才讨论各项事务，表决。
报名资格与十不准考
参加县长考试的报名条件很简单。
“考试条例”是1927年12月21日，由民政厅提议，经省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其第二条规定，考生年龄须在25岁以上，再有下列资格之一的人：
国内外大学或高等专门以上学校毕业；办理民众运动半年以上著有成绩的；还有就是搞过国民党党务工作的资历。
第三条列出十种不能参加考试的人，第一是共产党。那年发生四一二事件，国民党搞清党，国共合作破裂，所以如此。后来有不少此次考中县长者，镇压过共产党领导的暴动，比如黄岩县长孙崇夏、遂昌县长杨兴烈等。
其他条件相对宽泛，不能参加考试的是，土豪劣绅反革命、贪官污吏鸦片鬼，还有褫夺公权者、破产未清者、有精神病者以及现役军人、年力过衰者。
考试程序分三步走：资格审查、笔试、口试。
报名从1928年1月3日开始，原定2月4日结束，后来为了照顾远道投考的人，延期至2月29日，一共有625人报名，有6人退考，计619人。
后来因审查不合格、临时未到的有一百多人，实考484人，其中又有43人违规和弃考。
县长考试
笔试的十大科目
考试委员有当时浙江省的主要官员，还有经济、法律、教育、农业等各方面的专家，或者专家型官员，各有非凡建树。很多人有留学欧美日的经历，有的还是国内顶级专家，真是群贤毕至。
所以这次县长考试，对考生知识、能力的要求是很全面的。
考生还有一张体格检查表，检查骨骼、营养、肺脏、心脏、腹部、感觉器、运动器等。
笔试从3月27日考到3月31日，一共5天，共10个科目：
27日，总理（孙中山）遗教；
28日，中国革命史；世界政治经济大势；
29日，党务与民政之关系；人民经济及地方社会问题；
30日，市政及农村建设政策；民法刑法；
31日，警政；地方行政实际问题之应付；浙江人文地理。
每天早上7点到场点名，8点开始考试。
试题挺难
有的考试科目看上去政治性很强，像“党务与民政之关系”，其实是二选一的作文题。绝大多数试题，侧重实用。
比如“总理遗教”科第一题：“国家经营事业，开始计划时，须根据何种原则，试列举说明之。”第二题：“总理主张我国沿海岸应设三个头等港，试略述其位置及其与国内国外之关系。”
这是宏观题目，需要掌握国内及世界的经济政治情形。
在“世界政治经济大势”中，有关于代议制度的缺点及补救办法，有裁减军备运动的，有英美日对华关系的，有苏俄经济政策，有欧洲税制、货币、国债变迁，有一战后的资源争夺的，不少题目与后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关系密切，出题很有眼光。
“总理遗教”科第十四题：“会议之种类有几，试举例而释其异同。”第十五题：“一案既经表决之后，是否尚宜复议，何人、何时可以提出复议。”
这是日常事务处理及规范，需要熟知现代会议组织的常识与法律知识。
“浙江人文地理”一科，大多是需要背下来并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人口、工矿农业的出产、通商口岸与不平等条约等方面的题目。有一题是列表说出浙江几道几府，还有一题是这样的：“菱湖南浔乌镇琏市诸镇，为何出名。”
警政及民法、刑法试题，自然要有法律知识。刑法最后一题是一个复杂的故事，让考生判案：
有甲乙两人，因与己庚有仇，邀约丙丁戊三人，持械同往杀害。戊中途畏惧不行，及至己家，己适外出，甲乙将其妻女殴伤，丙丁阻止无效。旋至庚家，庚被杀伤未死。嗣经警察追捕，丙丁逃逸，甲乙抗拒警察，情急用枪，将乙击毙，甲就获。丙丁越日自首，戊亦被警察案究。应如何分别论断？试拟判词。
新时代县长的新任务
从这个试题可以看出，县长上任后，还需要充当法官。县长掌司法，是中国历代的传统。
以前各朝代的知县，全权负责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文教，其中刑名与钱谷，是两大最重要的工作，配专门师爷的。
在民国“训政”时期，还是县长负责制，事务就更加繁杂了。
王奇生在《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中说：“所有政务之设施，员役之督察，积弊之廓清，均丛集一身……在县长的具体职责上，规定更是巨细靡遗，其中民政31大项，财政28大项，建设48大项，教育17大项，卫生27大项，司法21大项，林林总总计172大项。每一大项中，又分许多小项，如民政类31大项中，细分160小项。”
比如，以前老百姓有争端，先是在一村或一个家族内处理，不能了断，才上衙门。但现在县长需要更接近民众。不但田赋税收、公产处理、兴修水利、修路建厂、维持商业、防匪防灾、编查户口以及卫生教育等要操持，连禁烟禁赌、改良恶习也在日常工作之中。
当然兵荒马乱之时，给过境军队供军粮，也是常常遇到的事。有的地方军队来了，直接自己派人去当县长，真县长就只好开路。
总之，那时候起，县级基层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控制，比以前大大加强了。
总理遗嘱共有几字？ 尊姓大名共有几笔？
笔试第一名的是冯世范，总分1192.33，平均分70.73，是惟一过了70分的。及格的最后一名是1005分，平均分59.11。
笔试的成绩是：33人考了60分以上，7人考了59分以上60分以下，401人没考到59分。
59分以上的都参加了口试。因为委员们看了卷子，觉得那7人与达到60分的人，水平差得不多，遂达成决议，也给他们一个机会，所以有40人参加口试。
考了59分以上的人，《特刊》中都有履历，还注明了介绍人。当时有人呈请，“将录取县长试卷发刊并将不及格者试卷发还”，在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应如何办理”，议决：“不理”。
口试是这样的：传两人进来，一人当堂作短文一篇，一个口头回答考试委员问题，时间为五六分钟，完毕后轮换。
口试的决议有数种结果：
大多数是简单地写了“通过”二字；
有一种是“态度言辞均好通过”，算是特别的赏识；
有一种是“因各种原因需要再次口试”，是再给一次机会的意思；
有一种是“轻率失态勉予录取”，心有憾焉；
另外就是“不合格不录取”。其中最差的一个，注有“声名恶劣不予录取”。
杜伟说，朱家骅亲自参与口试，“以察对方之‘容貌’和‘口才’”。
口试一次通过的28人，不合格的6人，参加第二轮口试的6人。第二轮口试，两人录取，两人勉予录取，两人不合格不录取。最终共录取了32人。
这次口试，还有一个段子，至今在“口才界”“面试界”“公务员考试界”广为流传：
来自安徽旌德的考生朱懋琪，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口试时对答如流。最后朱家骅忽出怪题：“《总理遗嘱》朝会、纪念周都要诵读，无不烂熟，请你回答一共有多少字？”朱懋祺答不出，反问：“主考官的尊姓大名，天天目睹手写，也已烂熟，请问共有几笔？”朱家骅一笑录取。
原计划让准县长们去日本考察
考取县长后，并非立即上任，还要培训一下，就是在本省各县分组调查。
准县长们分为四组，按每人每天5元共一个月领取费用，分别开往钱塘道属、会稽道属、金华道属、瓯海道属。
调查内容分为20个事项，包括行政、征收、警政、法院等处理实况，还有机关、监狱、城镇、道路、教育、卫生工农商业实况以及人民生活及生计实况，20项，20个“实况”。
除了城镇闹市及民间团体会所，还要到偏僻农村考察。
调查结束，要写成报告，不能空泛文饰。另外还有每天的日记，包括生活、调查工作及心得。
本来还打算让准县长们去日本考察，列了详细的计划，经费5.4万元川资和1万元特别费（69人90天），考察事务28条，调查12个区域的各种场所，还要听日本内务省、文部省各局、科主管官员以及工业、商业、农业专家的演讲。当然还要交各种作业。
为什么要去日本考察？朱家骅说，要改良中国，就得借鉴外国，去欧美调查，时间与财力有所不许，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进步极快，与欧洲国家不相上下，且日本人情风尚又与中国大略相同。
朱家骅在致辞中说：“从前的日本人就是陆海军人也是身体瘦弱矮小，都是我们眼见的，可是现在日本的人民，身体显然很强壮。”
他认为这是日本维新之后物质文明、科学昌明的缘故，所以他反复告诫要好好考察，回国“来作周密的改革”。
突然发生了“济南惨案”
其他人的致辞，也谆谆叮嘱，各有侧重。
庄崧甫在致辞中强调“亲民”。要求县长们到任后，不要“天天坐在衙门里不出去”。因为县长是公仆，人民无衣食有痛苦，“无一事不问县长”，“对百姓件件顾到方为真县长”。
陈其采致辞的重点，是希望县长们发挥中国人自己建设国家的能力，“欧美人说我们是劣等人种，所以不能建设，这是很可耻的”。他将国家比作房子，各县便是房子的基础，“房眼愈高，基础益要坚深”。
赵文锐的致辞归结于如何终结“四千年来一治一乱循环式的现象”，“若要长治久安的日子，非使人民能自治不可”，所以“诸君的目的，不当在治民，要民治，这才是不负浙江省政府考试县长之用意”。
杨廉提出“理想的县治是什么”。他举了绍兴许多例子，其中一个是：“绍兴每一条街都有好几个露天厕所，奇臭不可当”，当地人说历来如此。他问，当地人见惯不惊，“历任绍兴县长也见惯不惊闻惯不臭不生什么问题”？
清朝结束后，又军阀混战，所以千头万绪，都要从头做起。这些考试委员的致辞，充满了对国家落后的焦虑，吏治腐败的痛心以及改变现状的期望。
但赴日考察计划最终被迫取消，因为1928年5月发生了“济南惨案”。当时日军借口北伐军抢劫日本侨民，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人，形势大变。
朱家骅在县长们领取川资凭证时训话，说到赴日考察计划的改变：“因为日本这次出兵山东，在济南惨杀了我们的外交官，摧残了我们的陆军，屠戮了我们的人民，到现在还接二连三地增派军队来华，丝毫没有悔祸的意思。这种残暴的举动，我们如何容忍得下去，我们如何腼着颜面，忍气吞声地到日本去考察。”
日本破坏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进程，不是第一次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就止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
江浙县长资格最优
据杜伟回忆，报考县长的，有老头子，有父子兄弟同考。但录取的人，年纪最大的是湖北武昌人安先华，42岁。这是一批年轻县长。
有的县长，至今还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2014年6月，象山吴祚汉、吴文达兄弟捐给县档案馆两幅字。一幅是1927年至1929年象山县长徐倞所写“有功水利”，一幅是1929年至1933年象山县长张周汶所写“不辞劳瘁”，都是表彰吴氏兄弟的爷爷——慈善家、卖田从事象山水利建设的吴开科。
这张周汶是临海人，考前是金华地方法院的书记官。
当然并非考上了就当县长，或者当了县长就干得好，不会被撤掉了。近代史专家王奇生说，当时县长资格，省际差异很大，“其中江浙县长资格最优，江西、安徽、湖北等省次之。”
这次考中的县长，颇有几个得到后人怀念。
笔试第一名冯世范，绍兴县人，25岁。口试之后，他也归入最优秀的七人之中，这七人排名不分先后。
他是国立东南大学商科经济学士，头衔有一串：浙江党部商人训练所讲师，上海特别市党部征求处主任兼秘书处交际科主干，杭州民国日报馆编辑。
他的介绍人是王讷言、蒋剑农、肃明新。这三人也大有来头，是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派来的7个浙江省临时执行委员中人物。这也表明了冯世范的某种身份标志。
冯世范后来奉派去淳安当县长。如今已沉入水底的淳安古县城贺城，曾有一条宽阔的青石板街道，叫冯公街，就是冯世范治理臭水沟后筹资修建的。
考第二名的鲍思信，他的介绍人更奢遮，是于右任和邵力子。
鲍思信是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复旦大学商学士，当时30岁，在浙江省立商科职业学校任教务主任。
他后来到义乌当县长，没多久就回江苏，任江阴县长。他组织疏浚60里东横河，修建公路，都亲自上工地。1934年在36岁上积劳成疾，病死任上，当地万人聚集追悼会。有挽联曰：
感激许驰驱，尽瘁几时，春日泥涂夏日雨；
弥留遗嘱咐，招魂何处，黄田船闸应天河。
纪念与信息公开
朱家骅后来还组织过两次县长考试。
第二次是1929年5月，录取了十余人，也是去各县观摩实习一年多再回民政厅实习，然后正式外放县长。第三次是1930年，又录取十余人，没有再派往各县实习。
三次一共录取60多人。有的留在省政府机关，大多赴县上任。朱家骅去中山大学当校长之时，浙江各县县长，大半换了新人。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浙江县长考试特刊》，内文有74页，内容很详细。
最后的编者附志说，将这些资料搜集起来汇编成册，有两个目的，一是“藉作后日记念”，二是“要使民众方面了解这次县长考试的办法和结果，似有向他们公开宣布的必要，俾得研究和批评”，即政务公开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