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竺可桢信函一则/田兴荣新发现竺可桢信函一则

文/田兴荣

摘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竺可桢致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信函一封，经考证其落款时间应为1941年6月20日。该封信函主要涉及竺可桢对叶企孙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的态度，多次辞浙江大学校长一职及推荐继任人选等问题，筹设中央气象局及有关人选问题的应对之策等诸事，颇具史料价值，但该封信函却未被收录至24卷本的《竺可桢全集》。
关键词：竺可桢 朱家骅 叶企孙 中央研究院 中央气象局

最近，笔者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07-026）中，发现一则竺可桢致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信函。此函共3页，计500余字，涉及竺可桢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人选的态度、请辞浙江大学校长及推荐继任人选、筹设中央气象局等诸事，颇具史料价值，为刚刚编竣的《竺可桢全集》(24卷)所未收。故略作考释，以飨同好。

一、关于信函落款时间
    信函没有具体的落款时间。笔者将信函内容与《竺可桢全集》（24卷）中的相关史料相互印证，认为该封信函的落款时间应为1941年6月20日。信函原文如下：
骝先院长吾兄道鉴：
睽违 雅教倏已逾月，昨得惠示，敬悉院中总干事一职，经我公再四考虑，已征得叶企孙兄之同意，足为院中庆得人。弟自兼任浙大·校长以来五载于兹，在此期间气象研究所所长职务，虽名义上由弟遥领，而实际未能尽厥职，以致所中内部极为涣散，于心滋疚。
虽曾于去年五、九月间，两次向教育部递辞呈，未获允许。四月间，弟在渝时，曾与立夫部长面洽，并陈不得不回气象所之苦衷，以蒙谅解。当嘱弟提出继任人选，并以为最好以在浙大任事多年者。弟曾提刚复、晓峰、振吾三人，而立夫先生颇属意于晓沧。以人选而论，弟甚赞同。但恐其体力稍弱或不愿就。
年近，接毅癸又荪二先生来函，知中央气象局预算，已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此事既由院中建议，目今已至实行计划阶段，院中不得不推定人选，出而主持。若尊意欲弟参与其事，则势非辞去浙大职务不可，务望鼎力与立夫先生面洽，即照一月前原议，电征晓沧先生或其他适当人选之同意，弟意若院中能准叔永兄辞职，实为一极宜人选。万一如部中坚持不准弟辞浙大，弟只能辞去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以免贻误所务，而使中央气象局之计划功亏一篑而至于停顿也。如何之处务，希示覆。
专此顺颂道安
立夫先生处，于今日又去一辞职函。赐覆请寄遵义碓窝井九号，舍下为感。
弟竺可桢手
    在信函中，竺可桢在与朱家骅略作寒暄后，首先表明了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人选的态度：“敬悉院中总干事一职，经我公再四考虑，已征得叶企孙兄之同意，足为院中庆得人”。关于叶企孙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事，竺可桢在1941年5月30日的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下午两点到校。得朱骝先（即朱家骅，字骝先——作者注）来函，知已征求得叶企孙之同意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
在1941年6月20日的日记中，竺可桢则明确地记载了同一天曾致函朱家骅：“同时函朱骝先院长，告以士选已有来函，谓立夫有调余长中央大学之意，余以决然谢绝，嘱骝先与立夫交涉，任余辞浙大职务，否则余只可辞研究所所长一职。”[2] 这一记载与本函内容正相吻合。另据《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叶企孙正式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时间为1941年9月[3]，在上半年的五六月间，中央研究院征得其同意，应在情理之中。因此，1941年6月20日为此函的落款时间应明确无误。

二、对叶企孙出任中研院总干事的态度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是民国时期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4]。首任院长蔡元培于1940年逝世后，经评议会选举，由曾任总干事的朱家骅代理院长。该院总干事一职的人选向来难以确定，不仅需学术资历高深和行政才干出众，且在学术界要有较高的威望。抗战爆发后，因朱家骅公务缠身无法兼顾，总干事一职由傅斯年代理。1940年10月，任鸿隽在任职总干事不到两年后辞职，仍由傅斯年暂代，以待来者。
    叶企孙早年的求学经历与竺可桢颇有相似之处。他于1918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后入哈佛研究院，师从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布里奇曼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次年应清华之聘，创办清华物理系，任系主任，1929年出任理学院首任院长，并被推选为决定学校大政的七位评议员（教授会议的最高议事机构）之一。此后，叶企孙一直是清华大学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并几度以校务委员会主席和代校长名义主持校务。
    叶与中央研究院也颇有渊源，早在1935年，即以清华物理系主任名义与姜立夫、李书华一起，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数理组聘任评议员，该评议会为当时国家最高的学术评议机关。因此，无论是学术资历、行政才干，还是在学术界的威望，叶企孙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均不失为最佳人选。所以，竺可桢对此表示赞同，为之庆幸。

三、辞浙大校长及推荐继任人选
    辞浙大校长一职是信函的核心内容。竺可桢自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即应院长蔡元培之邀，参加研究院的筹备工作，后出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主持全国气象测候网的规划、筹建，气象人才的培养和气象学研究工作。正当竺可桢主持的上述事业渐次开展、颇多成效之时，1936年2月，蒋介石请其出任浙大校长。对此，他表示需与院长蔡元培商量后再予以答复。此后，他向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提出出任校长的三项条件：财政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权、不受政党干预和时间以半年为限。同年4月，竺可桢到杭州赴任，同时仍然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5]。在抗战爆发后，浙大迁离杭州前的一年半时间，竺可桢往返于杭州、南京两地达19次之多，平均每月一次，真是心悬两头。抗战爆发后，竺可桢忙于浙大内迁事宜，加上通讯、交通等不便，更难以顾及气象研究所工作。
其实，早在1937年3月，依任职半年的前约，竺可桢就曾向陈布雷提出过辞呈，并推荐由任鸿隽继任，但未获首肯[6]。抗战爆发后，竺可桢于1938年2月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表示自己的志趣仍在气象研究，请其与教育部长陈立夫面商，以中央研究院的名义调其回气象研究所[7]。此后，竺可桢数次向陈立夫、朱家骅表示，欲辞去浙大校长一职，或辞去气象所所长，以免无法两者兼顾。
在浙大西迁的同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先迁到武汉，再迁至重庆北碚。由于仪器设备缺乏，测候和气象研究工作开展困难。在所内研究人员中，涂长望与黄逢昌关系不睦，无法合作，而代理所务的研究员吕炯毕竟年轻，资历有限，所务开展困难。对此，竺可桢颇为痛心，为自己未能尽职而感到愧疚。
在信中，他向朱家骅表示：“弟兼任浙大校长以来五载于兹，在此期间气象研究所所长职务，虽名义上由弟遥领，而实际未能尽厥职，以致所中内部极为涣散，于心滋疚。”接着，他向朱家骅汇报了两次向教育部提交辞呈，与部长陈立夫商洽和推荐继任人选的情况：“虽于去年五、九月间，两次向教育部递辞呈，未获允许。四月间，弟在渝时，曾与立夫部长面洽，并陈不得不回气象所之苦衷，以蒙谅解。当嘱弟提出继任人选，并以为最好以在浙大任事多年者。弟曾提刚复、晓峰、振吾三人，而立夫先生颇属意于晓沧。”
竺可桢与陈立夫会面是在1941年4月14日。其间，陈对其辞职回气象所的想法颇为谅解，并向其征求继任人选，竺可桢推荐胡刚复、张其昀（字晓峰）和李熙谋（字振吾）。此三人均在浙大服务有年，此时分别担任浙大理学院、文学院和工学院院长，在学界颇著声名。但陈却倾向于教务长郑晓沧，提议“将晓沧调至校本部，而以振吾去分校。”[8]对此，竺可桢表示赞同，但其担心郑晓沧“体力不胜”，而李熙谋又“不愿去浙东”[9]。
陈又提出将竺可桢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对调。此时，中央大学西迁于重庆沙坪坝，竺调任中大校长，便于就近兼理在北碚的气象所所务。但竺可桢表示不愿意接受：“我所辞去的是大学校长，不是要求换个地方，如仍任校长，则宁愿留在条件艰苦的浙大。”[10]
在数次提出辞职未果的情况下，1944年经竺可桢提名，中央研究院聘请赵九章为气象研究所代理所长。此后，竺可桢于1946年8月辞去气象研究所所长，专任浙大校长一职。

四、筹设中央气象局
气象研究所成立之初，有鉴于国内气象预报多由外人主持的尴尬局面，在竺可桢领导下，致力于全国气象测候网的规划、测候站的建立和人才培养，颇具成效。但气象研究所以气象研究为首要任务，测候工作并非在其应有的职责范围之内。早在1937年4月，在竺可桢主持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气象会议上，即有筹设中央气象局，管理全国气象事业之议[11]。但不久因抗战爆发，筹设工作陷于停顿。1940年3月23日，在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上，竺可桢提出建设西南测候网的议案。随着西南测候网建设的开展，加之气象预报与国防军事关系密切，筹设中央气象局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1941年3月，竺可桢参加在行政院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气象局，管理全国气象行政，隶属于行政院，但与中央研究院密切合作[12]。此后，竺可桢加快筹设中央气象局，修改黄厦千草拟的中央气象局组织条例[13]。
在信函中，竺可桢向朱家骅提到总办事处王毅候、余又荪来函，告之筹设中央气象局的预算已经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此事既然由中央研究院提出，由该院与行政院合作筹设，且已进入实施阶段，中研院势必推举适当人选主持，如朱家骅有意让其参与，则辞去浙大校长一职势在必行。他请朱与陈立夫面商，按照一个月前的原议，致电郑晓沧或其他人选的意见。他还不失时机地再次推荐任鸿隽为继任人选：“弟意若院中能准叔永兄辞职，实为一极宜人选。”叔永是任鸿隽的字。任鸿隽早年在美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月刊，历任该社董事、社长。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司司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长期担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干事长，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事业的杰出组织者。他在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后，此时任该院化学所所长。竺可桢两次推荐任鸿隽作为自己的继任者，足见其对任学术行政才干的推崇和知人善任的能力。最后，竺可桢表示万一教育部不准其辞职，他只好辞去气象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以免影响气象所的所务，甚至导致筹设的中央气象局计划停滞不前。

作者单位：中国药科大学社科部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央研究院与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研究（1927—1949）”（13BZS064）的前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