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浙江省警官学校以进取之姿，积极借鉴西方警政及其教育管理理念、内容和形式，呈现出勃勃生机，“成绩之佳为全国冠”[24]。然而，其“东仿西效”的华美乐章之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和谐音符。首先，该校留学归国人员的文章和著作，往往偏重外国制度与理论的译介，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胆略，所参与的警政改革设计也存在脱离中国实际的缺陷；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凡是略有留洋或出国考察经验的警察师资在谈及日本、欧美警察时无不津津乐道，言必称日、欧、美。其次，戴笠以政治特派员的身份进驻浙江省警官学校后，出于篡夺学校领导权的目的，大肆安插亲信、网络党羽，极力排挤朱家骅的CC系势力。派系倾轧的结果，不仅使该校沦为培训军统特务的基地，还将毛文佐等不愿与特务为伍的留学归国人员排除在浙江警政改革和警察教育核心圈之外，造成人才的浪费。最后，1931年以后，浙江省财政预算持续紧缩，尤其是1934年浙江大旱，预算一减再减，学校经费大打折扣，对该校引进人才和设备的举措也造成了实际困难[25]。这些不和谐音符的存在，不仅阻碍了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发展步伐，还随着该校的迁移，融入新成立的中央警官学校，成为中国近代警察获得更大发展的掣肘。

 

作者单位：浙江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