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县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太行山西侧。 在抗日战争时期，盂县是抗日游击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盂县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

    1938年1月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第14大队侵占了盂县。之后，日军在盂县周边新建了21座炮楼，并到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在近八年时间里，日军在盂县制造23起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杀害10199人，致残重伤5088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在日军暴行下，全县9077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30000余人无家可归，数以万计的家庭被拆散或惨遭灭门。在日军的炮楼里，每天都有许多年轻女孩惨遭日军轮、强奸或被杀害。据调查，盂县约有千余名妇女在日军暴力摧残下沦为性奴隶。

    早在1982年，盂县地区就开始了日军慰安妇调查，调查的发起人是当地小学教师张双兵和农民李贵民。在他们的深入调查下，当年的受害妇女一个一个勇敢地站了出来。后经多方努力，盂县调查到70多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现在幸存的只有15名）。

    原孟县西潘乡羊泉村的万爱花，是中国内地第一个站出来对日军暴行进行血泪控诉的受害妇女。她当年在村子里担任妇救会主任，16岁时被日军抓到进圭的据点，受尽日军的强暴和酷刑，原来1.65米的身高竟然萎缩到了1.47米。1992年，万爱花作为日军侵华战争的性暴力受害者代表，赴日本东京参加日本战后赔偿首次听证会。当年64岁的她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指着身体上的累累伤疤，当庭控诉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并一度因悲恸昏倒在听证台上。一时间，万爱花的悲惨遭遇震惊了全世界。

 

    1995年8月7日，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来自盂县的刘面换、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等走上了艰难的对日诉讼之路。作为原告，她们公布了自己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经历，正式委托日本律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日军的性暴力犯罪和慰安妇问题谢罪，并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的损失。2001年5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年6月21日，原告又上诉东京高等法院。2004年12月25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审判长在开庭不到一分钟后，就驳回了中国慰安妇长达九年的诉讼请求。紧接着，原告又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是盂县第一批慰安妇对日诉讼的过程。

    1996年2月，来自盂县的第二批慰安妇侯巧莲和郭喜翠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2002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认定她们遭到性虐待的事实，但作出了驳回原告诉求的判决。1999年5月，侯巧莲病逝，2002年4月，郭喜翠和侯巧莲的子女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的索赔诉求。随后，原告和原告律师团又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这是盂县第二批慰安妇对日诉讼的情况。

    1998年10月30日，继第二批慰安妇诉讼之后，万爱花、赵润梅、高银娥、王改荷、赵存妮、杨时珍、尹玉林、南二朴（南二朴已去世，由女儿杨秀莲代诉）等共10人，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2003年4月24日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了当时日军的“卑劣蛮行”，但是驳回了原告的索赔要求，仅在其附言中“期待”有关方考虑战时性暴力受害者的悲惨状况及其特殊性而尽可能予以救济。原告方随即提出上诉。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山西慰安妇的赔偿请求。这是盂县第三批慰安妇对日诉讼的经历。

    由于日本政府的极力阻挠，中国慰安妇的所有的诉讼都被驳回。然而，这些二战时期日军性暴力中国受害者的不屈抗争，捍卫了自身的尊严，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她们所做的努力必将载入史册。

 

    自述：1938年日军侵入盂县时，我已经加入了儿童团，后来解除婚约嫁给了村干部李季贵。1943年，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在村子里任妇女救护会主任和副村长。6月7日那天，驻扎在进圭的日军扫荡羊泉村，将我和另外四个姑娘作为战利品带到了进圭炮楼。那年我才15岁。由于叛徒的告密，我的党员身份暴露。白天，日军将我吊在窑洞外的槐树下拷打，逼问村里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晚上，将我关在窑洞里野蛮地进行轮奸，我稍有反抗就被拳打脚踢。在被关押、糟蹋了21天后，我逃回了羊泉村。

    1943年8月18日，我再次被日军抓走，在暗无天日的炮楼里被糟蹋了29天后，被迫充当了日军的性奴隶。之后，我又一次逃跑。但我的命真苦，又一次被抓回，我第三次进了进圭据点。先是轮奸，后是打耳光、压杠子、坐老虎凳，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四个大汉用两根扁担放在我两个肩膀上，四个大汉一个人各抱着扁担的一头，两脚离地往下压。我当时感到突然有座山压下来，浑身被压碎了一样，顿时昏死了过去……

    1944年1月28日，日本兵见我三天都没醒过来,以为我死了，就扒光我的衣服，把我像死牲口一样扔进炮楼旁的乌河里，幸好当时被一位好心的老人救起，但我已气若游丝……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年，为了躲鬼子的抓捕，我身体还没恢复就从盂县逃到了阳曲，又从阳曲逃到了太原，过着流浪的生活，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就没了月经，失去了生育能力。日本投降后，我收养了一个四岁的女儿，并把她抚养成人。

    （自1992年以来，万爱花先后六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于1998年10月30日与其他九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性暴力造成的伤害，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但都被日方以各种理由驳回。）

 

    自述：我和村子里的十来个人（有大人、小孩）被日本兵捆绑在一起，用一辆牛车拉到河东村，接着又把我们转移到炮台附近的一个烂房子里。刚关进烂房子里，就有几个日本兵把我往外拉，同时被拉出去的还有村子里的另外两个姑娘，她们也和我一样成了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她们如今都已经去世了。三个鬼子把我拉到一个土窑洞中，按倒在地上进行强暴。就这样，白天日本兵强暴我，晚上要陪日本军官睡觉，半个月下来，我被糟蹋得不成人样了。

    为了救我，父亲把全家活命的五亩好地变卖了换来200块现洋，另外，还提着一篮子鸡蛋到河东炮楼，才将我给赎了出来。我回来后，重病半个多月，并患了严重的妇科疾病。由于我被日本兵糟蹋得不能生娃，我丈夫就不要我了。后来，我就嫁给了现在的老伴李正义，我们后来收养了一个闺女，闺女长大后远嫁他乡了。现在，我们的日子很苦，我身体很差，吃了一辈子药。去年，86岁的老伴也不能劳动了，仅有的２亩地现由别人种着，每年给点粮食糊口。油盐酱醋的零花钱主要靠女儿贴补和两只母鸡下蛋，别无其他收入和救济。

    （高银娥也曾两赴日本，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给予必要的经济赔偿。）

 

    自述：我被日本兵关在村子下面的一所房子里。关在一起的还有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小孩。日本兵吃着从老百姓家抢来的食物，他们吃饱喝足后，我和姐妹们的厄运也就开始了。日本兵用刺刀挑开我们的头巾，看到漂亮的就从大房子里拉出来。女人们很害怕，都低下头，但这根本没用。我是最早被拉出来的，在我后面还有多少人就不知道了。

    日本兵把我带到另外一间房子，十来个人一拥而上，把我轮奸了，然后把我关在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天快黑了，外面还下着小雨。我隐约听到院子里有两个日本兵在说话，就乘他们不注意跑了出去，借天黑躲到街边的水沟里。日本兵发现后就来搜，我还是被发现了。有一个红脸队长用刺刀挑开我的衣服，把我的衣服挑碎。他当着许多日本兵的面，下流地折磨我取乐，并强奸了我，旁边的日本兵发出一阵阵怪笑。

    后来，日本兵要把我带到另一个村子——进圭。我不肯走，他们就把我的头发缠到手腕上，拉着头发走，竟把我的头皮拉下来一大片。我被关进了一间窑洞，成了日本兵的性工具。欺负我的日本兵很多，没白天没黑夜，我也记不清楚有多少人了。

 

    自述：日军侵占我们盂县那年，我丈夫已经患了伤寒，卧床不起，快不行了，当时我们的孩子刚满月。我20岁丈夫死后不久，日军侵占了我们村子。一群日本兵到了我家，看到我就大叫“花姑娘的玩玩”，我吓得躲到了里屋。日本兵要闯进来抓我，我的公公和婆婆挡住门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用枪托和刀鞘狠狠地打老人。两个老人都被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起不来。他们把两个老人拖到门口，一脚一个踢了出去，并威胁以后不准再进家门，如果再回来就把两人都枪毙了。

    他们回到房里，用枪指着我，另一个日本兵上来扒我的衣服。我当时已经吓得魂都要飞了，不敢动一下。那一夜，他们就住在我家没走，我被他们糟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日本兵离开前，要求我要随时在家里等他们上门，并吓唬我假如我跑了、嫁人了或者自杀了，就把我全家都杀光。自那以后，我每天都不敢出门，我的公公和婆婆也不敢回家。日本兵每天都要到我家来，有时两三个，有时六七个，多时八九个，我被糟蹋得不成人样了。他们每次走后，村里的人都要围到我家的门口指指点点，说着很难听的话。我躲在家里不敢吭声，趴在床上流泪，真是无脸见人哪，我被逼得开始精神失常了……

    日本兵还两次把我叫到炮楼里欺侮。这期间，我那刚几个月的娃，在娘家因没奶吃饿死了。两个月后，日本兵对我没兴趣了，就渐渐地不来找我了。我在炮楼里已经被糟蹋得不能动了，我娘家来人把我抬回了娘家，我在床上躺了三个来月，一直不能下床。整个村庄的人都在骂我，说我收了他们的好处，在家接客。我整天以泪洗面，不敢见人。父母看我这样下去迟早要死的，就急急忙忙地把我远嫁到现在的家。我丈夫叫杨二全，我们生了两儿一女。丈夫已经去世10多年了，我过去被欺侮的事从来没对别人说过，我那死去的丈夫也不知道，我自出嫁后再也没回过娘家。

    (老人在讲述过程中，有几次痛哭失声。老人说她的小腹整天疼痛不止，医生说她患有严重的妇科病，还怀疑得了子宫癌。)

 

    自述：我16岁那年（1943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日本兵到我家抓我丈夫，因为我丈夫是乡长，又是共产党员。那天，我丈夫在其他村开会没回来，他们扑了一个空，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在我自家的土炕上把我轮奸了，并把我抓到了炮楼里。鬼子小队长见抓到了共产党的太太非常兴奋，他把我拖到房间强奸了一夜。第二天，他们把我关在了破窑洞里，开始拷打我，让我告诉他们我丈夫在哪里。我就说三个字“不知道”。他们气得跳了起来，把我衣服扒了，拿起棍子死命地打我，棍子打断了一根就又换了一根。我的脑袋好像都给打开了，以至几十年后，我的头都在不停地疼和晕。他们把我打晕死过去后，就用冰冷的凉水把我泼醒，接着打，打晕死过去后，又泼醒……他们看这招不灵，就叫来11个日本兵来强暴我，我被糟蹋得不省人事……

    他们后来基本上不拷打我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一个农村不识字的妇女是不太会知道丈夫在干什么的；还有他们认为再打我就要被打死了，让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死了，是便宜了我，我不死还能供他们玩弄，于是就把拷打我改成了强暴我。

    三个月过去后，我已经被他们欺侮得不省人事了，他们就让家人把我抬回了家。我不知道他们当时为什么不杀我，后来等我丈夫被抓住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们把我放回家，就是想用我把我的丈夫引出来。

    回家后，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我丈夫一天夜里悄悄回来看我，看到我这样子就大哭一场，说是他连累了我。他在家住了两夜后，我让他走，他不肯走。我说你要革命的，不走日本兵会来抓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丈夫回家的第四天晚上，家被日本兵包围了。丈夫这次没能跑掉，被他们抓住了，我那可怜的丈夫受尽了他们的拷打就是不叛变。他们后来没办法，就把我丈夫捆绑在村边山上庙里的柱子上，把我丈夫连庙一起烧成了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