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键文（1925—2012）：男，重庆市人，在大隧道里与死亡擦肩而过。

    自述：1941年6月9日，我当时16岁，在瓷器街一家杂货店做帮工，也参加了空袭防护队。这天傍晚，被疏散到市郊的重庆市民纷纷返家，都以为可以平安地度过一夜了。哪知忽然四周空袭警报拉响，我随着市民们从衣服街洞口进入防空大隧道洞内。进到隧道之后，突然有人大喊：“要投毒气弹啦！”顿时，洞内乱成了一锅粥。后来才知道，由于日本飞机连续轰炸时间长，较场口中兴路口警报信号台的红灯笼坏了，有人就用煤气灯套上红布代替空袭信号。这一来就使得在大隧道里避难的市民发生了误会，以为是敌机要投瓦斯毒气弹了。大隧道里人多拥挤，缺乏通风设备，空气不足，里面的人拼命往洞口挤想呼吸新鲜空气，而外面的人为了保命则拼命往洞里面挤，两股人流互不相让，挤在了一块。突然，有人因为缺氧晕倒在地上，后面的人因为重心不稳，被人流推倒压在倒地者身上，后面的人越压越多、越压越高，把洞口堵住了。

    当时，我被挤到支洞转角处，被压得无法动弹。那叫一个痛苦啊！我感到两边的巨大压力挤压着自己，加之空气稀薄、环境潮湿、周围嘈杂不已，我想：我一定会死在这个洞里了！我几乎已经绝望了。我的身体上半部浮在拥挤的人头上，可腰上肚皮上被挣扎乱挤的人咬了十几个牙齿印，痛得我叫出了声。求生的本能让我绞尽脑汁思索着出路。我用双手搭在旁人肩上用力往上爬，终于站在了防空洞的石凳上；但我的左脚被卡在人堆里，再也拔不出来。14小时后，我被救了出来，才发现我的左腿被一个死人紧紧抓在手里。那个死去的同胞面相恐怖不已，脸色黑紫，衣衫褴褛，他在临死前是多么痛苦啊！由于我的腿脚被抓的时间太长了，最终造成了左脚残废。我看到大隧道的死难者当中，有的全家遇难，有的婴儿死在母亲怀中，有的夫妻一方死亡，另一方顿成疯癫；有的孕妇被踏死，赤身露体长发蓬松，真是惨不忍睹啊！……

 

    高荣彬（1924年— ）：男，原住重庆市铜鼓台杨家院，1941年家被炸了3次。

    自述：1941年6月5日晚较场口大隧道内闷死三千多人的惨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一夜防空警报一晚上都没有解除，天空中日本轰炸机陆陆续续地飞来飞去，有时投照明弹，有时投炸弹，因此把守防空洞的守卫不允许洞内任何人出来。大隧道里挤满了人，又没有通风的设备，大家出又不能出、动也没处动，又饿又困又闷，时间长了，洞内的人受不了啦，出于求生的本能你抓我扯，拼命要往外挤，可是挤也挤不出去。这样有的把衣服扯掉了，有的因为心里闷得难受还用嘴咬起来……第二天从洞内拖出来的死尸都是紫黑色的，有的还一丝不挂，身上、手臂上、脚杆上都有大血口子。拖出来的尸体用车运至朝天门码头，再用船装运到江北的黑石子，埋在三洞桥青草坝那里挖的一个大坑里。那个大坑我去看过，有30公尺宽、10公尺深。

    1941年6月11日，72架日本飞机分三批轰炸重庆市区。当时我做了防护团员，这一天我正同另一名团员游海云去较场口石灰市巡查后转回骡马店防空洞，就遇到了敌机。我们来不及躲进防空洞，只好由铜鼓台正街的岔路跑到杨家院。杨家院当时是我住的地方，我们就躲在了我家梁墩石下面，头对头地躺着。我们刚躲好，就听到“轰”的一声，上面的一根木梁被炸断，掉在了梁墩石上。由于有梁墩石的保护，我俩侥幸活了下来……

  

    简全碧（1938年— ）：女，原重庆通用机械厂车工，无力安葬去世的母亲。

    自述：1939年5月4日和1940年8月19日，年幼的我经历了两次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虽然这是事后我父亲对我说的，但是我腹部的伤口及我在那之后生活的巨大变化，足以证明日军的大轰炸给我带来的伤痛。1939年5月4日那天的大轰炸把我家的房屋完全炸毁了，无家可归的我们只能搬到关庙（现较场口附近）的婆婆家居住。1940年8月19日，日军的轰炸再一次炸毁了我们的住房，婆婆也在这次轰炸中去世。我母亲因为轰炸造成的不幸深感苦恼，此时已经处于极度忧郁的状态。再一次无家可归的我们只好搬到位于重庆道冠井的小舅舅周森云那里居住，因为当时舅舅的房子也被炸毁，所以他就自己搭建了一个帐篷，我们就住在帐篷里。在这之后不久，我母亲由于心情极度忧郁和压抑，加上因轰炸带来的巨大恐惧而去世。

    我2岁时被炸伤的阴影和恐惧伴随了我多年，在那之后的五六年里，我常常做同样的一个梦，梦中常常看到类似警报的红灯笼在空中悬挂，然后在惊慌中醒过来。我直到7、8岁的时候，还经常昏倒。大轰炸给我带来的身体和精神损伤都是巨大的。

 

    刘吉英（1936年— ）：女，家住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大黄路，在大轰炸中因流血过多失去知觉。

    自述：我是日本侵略者对重庆实施第三次轰炸的受害者。1941年8月22日，日军飞机在万县进行大轰炸，我父亲大腿受了伤。23日，当时只有7岁的我和大姐一起去看望父亲，我大姐抱着两个还不到半岁的双胞胎女儿。我们从陈家坝过河，乘白木船到对岸高庙子。我们刚下船，就看见日机成人字形飞来，马达发出恐怖的声响，在空中盘旋扫射，并进行轰炸，霎时浓烟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在轰炸中，大姐和我跑散了，我很恐惧，我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要死了啊！我拼命地喊着：“大姐你在哪里！”当时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哭泣声和叫喊声。因为日机投的是燃烧弹，所以很多房屋被烧毁、牲畜被烧死。我看见大人都在跑，也跟在后面跑，我的膝盖受伤了都不知道。慢慢地，我感觉脚麻木了，鲜血直流，我拼命地喊着姐姐却没有回音。这时我想喝水，就忍着疼痛爬到河边，我看到沿路都是我的血迹。那时我年纪小，以为抓把河沙放在伤口上就会止血，结果当然没有止住。我又抓把草塞在伤口上，但还是不能止血，最后干脆把双脚都泡在水里。由于流血过多，时间一长，我失去了知觉，昏倒在河边。当我醒来时，家人说我已在医院躺了几天几夜。

 

    刘文藻（1936年— ）：男，大轰炸中腿卡在弹坑里折断了。

    自述：我5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6月23日，日军的飞机轰炸松潘。那一天，飞机迎面朝我和父亲飞来，父亲很害怕，慌张不已。他说：“飞机来啦！快跑啊！”就抓住我拼命地跑。当时日机已经开始投弹，四周全是炸弹爆炸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声音，县城的路面被炸得坑坑洼洼，布满了弹坑。一不留神，我的腿被卡在一个小弹坑里折断了，钻心的痛啊，几乎要把我痛死了！我疼得大喊大叫：“爸爸！疼啊！疼啊！”可是当时逃命要紧，哪还顾得上接我的断腿。父亲边拉着我跑边对我说：“你忍着点疼啊！忍着点！”我含着眼泪点点头，任由父亲拉着我继续跑。侥幸捡回一条命后，父亲本想带我去看医生，可是整个县城一片混乱，医院挤满了伤员，空气里除了酒精的味道，便是人血的气味。我就被耽搁下来了，落下了终生残疾。当时看医生需要花钱，因为父亲没有钱，我的腿都化脓了，因为年纪小、抵抗力差，差点就死了，后来父亲请了人，把我从鬼门关里救了回来，腿上化脓的伤口三年才愈合。我落下了终身残疾，还丧失了劳动能力。

 

    苏良秀（1930年— ）：女，回族，原住在成都市八寺巷，大腿因轰炸留下了一辈子的伤痛。

    自述：1941年7月27日，祖父去清真寺做礼拜，父亲外出买牛去了。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母亲把我们喊回家，拉着我们到后院躲避。我家院子里一颗核桃树、一颗枇杷树、一棵红梅树，我们就躲到了核桃树下。不料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将核桃树连根拔起，弹片四射。我家的房屋全部被炸毁，成为一片废墟。躲在树下的人，有的被土埋掉半截，有的手足都被炸断，有的被弹片击中头部，十分悲惨！其中，祖母、母亲、小姑、大弟弟和二弟弟等六人被当场炸死，我的四肢被大面积烧伤，右腿髋关节被炸成重伤。我的心里很痛苦，诅咒着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并没有去招你们惹你们，你们却这样子对待我们！看到亲人死去的悲怆和我自己的伤口，我痛不欲生！

    时至今日，大轰炸的悲惨情景仍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经常做噩梦，听到警报声就心慌。日本飞机的大轰炸让我们家失去了经济来源，使我们备受贫困的煎熬。我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就成都大轰炸向我们道歉，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亲人。

 

    万泰全（1932— ）：男，出生于重庆北碚区，因轰炸残废了一辈子。

    自述：1940年6月24日上午，我与母亲一起到河边卖杂货。到中午时，空袭警报就拉响了，我和母亲就往防空洞的方向跑。日机飞来了，在头顶上发出巨大的噪音，那声音似乎宣判着死亡。人们惊恐万状，呼喊着：“鬼子的飞机来了！鬼子的飞机来了！”拼命往洞里面挤，瞬间防空洞里挤满了人。我们孤儿寡母，势单力薄，挤不进去。听着日本飞机的马达声，我非常害怕，紧紧地抱住妈妈。我能感觉到妈妈这时候也很害怕，但是保护我的决心和勇气让她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转而用她温暖宽厚的怀抱安慰着我。过了不一会，我就听到了机枪扫射的声音，“哒哒哒”的，接着就是炸弹爆炸的声音，那声音真是惊天动地！我被震晕了过去，不省人事，我只记得自己一直处于黑暗当中。不知道过了多久，黑暗如潮水般渐渐褪去，光明出现在了眼前——我醒过来了！我只记得浑身的疼痛，我想喊“妈妈，妈妈”，可是嗓子里面发不了声音。我的视线朦朦胧胧的，只看见洞口堆满了很多尸体，四处弥散着血腥味。母亲好不容易才发现我，原来我在死人堆里。母亲强忍着悲痛拨开尸体，把我从里面拉了出来，发现我的左腿已经受了重伤，皮肉剥离，浑身都是血。母亲悲痛不已，但她欲哭无泪，她把我抱到路边，等到救护人员来了，就用担架把我抬到北碚江苏医院。我的腿没有保住，当天晚上12点医生给我做了截肢手术，把我的左腿从大腿部锯断。后来我在医院调养了两个多月才出院。

 

    张开俊（1929— ）：男，出生于重庆市涪陵南门山，因轰炸伤口感染生蛆。

    自述：1940年5月30日我十岁那年，我和母亲正在家中，这时日本飞机在城市上空转了一圈后往李渡方向飞去了，约五分钟后又飞了回来，大家都说那是侦察机。我出门看热闹，前脚刚跨出门口，飞机上就丢下一连串的燃烧弹和炸弹，只听得“轰隆、轰隆”的爆炸声，耳朵都震聋了。炸弹落在地上爆炸后，火星子烧得我双脚直跳。在我房前十多米的地方，邻居陶属世的儿子在外面看热闹，一块弹片飞来，把他的头削掉了，只听到“咚”的一声，他的头落在地上，身体过了一会才倒下去。我的母亲当时在床上坐起给奶儿喂奶，一块飞来的弹片把她的左手臂削断，顿时鲜血直流，吓得她慌忙往屋外跑。这时街上的人四处逃窜，有拉着小孩的，有抱起被子的，有顶起衣服的，有哭的、有喊的，乱成一团。不知什么时候我和母亲跑散了，正在我惊慌失措的时候，有个大人说：“小娃儿，你的手在流血。”我低头一看，我的左手从手臂处被炸断了，只剩点皮连在一起，鲜血已经打湿了我的衣服。这时，我感觉心里发慌，脚下无力，眼睛一黑倒在了地上。

    三天后，我才苏醒过来，我的左手已从手臂处截肢。没过几天，由于天气炎热，伤口处再次感染，高烧不退，我亲眼看到伤口处的肉腐烂，进而长蛆，在骨头里一坨坨的，爬得满身都是，伤口又痛又痒，好不是滋味，只好一把把地把蛆抓来往地下甩。医生又给我做了第二次手术，这次就从我手膀子的关节处截去。手术后，由于没有止痛药，痛得我妈一声、娘一声地喊，隔壁几个房间都能听到我的叫喊声，术后的一天一夜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真是难以形容。

 

    赵茂蓉（1928— ）：女，籍贯为重庆合川，因大轰炸半边脸没了。

    自述：1941年8月23日，我13岁，在工厂做童工。突然空袭警报凄厉地响起，我就与厂里的小姐妹王成芳、张昌模等人一同逃到磁器口百岩洞子躲飞机。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刚跑到洞子边上，日本飞机就开始轰炸了。洞子口早已挤满了躲飞机的逃难人，我由于人小力弱，挤不进洞内，只能在洞子口躲避炸弹。我很害怕啊，不停地祈求老天爷能放我一条生路。我从未感觉到死亡离我那么近，死亡是那么逼真。一枚炸弹在我身边爆炸，响声惊天动地；炸弹的碎片四处乱溅，我未能逃脱噩运，一块弹片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右脸，当时只觉天昏地暗，眼前浓烟弥漫。我要活命啊，我要跑出去啊！我便顺手抓起携带的换洗包袱，随着拥挤的人群往外跑。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喂，你怎么提着一个人脑袋？”我低头一看，真的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那眼睛里尽是冤屈，脸上都是痛苦的表情！我受不了这样的惊吓，当时就昏死过去了。

    我受伤后隔了几天，日本飞机又来轰炸，把我家变成了火海，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被炸毁，我们全家五口无家可归，只有露宿街头。我住院数月伤势好转些，出院后只有借住在别人家中过着流浪的日子。我的听觉受到了损伤并且经常头痛。我经常因为样子丑陋而受到别人的蔑视和侮辱，在工作中也经常受到别人的讥笑，就连子女也因我而受到人身攻击。几十年来，我苦不堪言地活着，精神上的创伤远远超过肉体上的伤痛。

 

    周永冬（1929— ）：男，家住重庆万州区鞍子坝，在大轰炸中被毒弹击中被迫截肢。

    自述：1940年8月9日，我们家遭到了日本飞机的毁灭性轰炸，被炸得片瓦不留。当时，大约在下午两点钟左右听到了凄厉的防空警报声。那天，日本飞机投了两颗炸弹在我家房屋的旁边，我父亲当时还没从家里跑出来，不幸被炸成了脑震荡。轰炸过后他被当地的好心人送到了三公里半（南岸区的一个地名）的一个临时的简易病房，但这个病房药物缺乏，加之家里被炸后一家人的生活非常窘迫，没有钱让父亲到更好的医院去医治，因此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在1940年12月就去世了。轰炸当天，我和三哥等去石圈坟躲避。在石圈坟中间的一棵大杨槐树下，我的右腿被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弹片炸伤。当时我还不知道怎么了，只感觉右腿膝盖处有什么东西，就用手摸了摸右腿的膝盖部位，发觉很烫手，还跟哥哥说：“哎呀，我膝盖这是怎么了，这么烫手！”低头一看才知道是被弹片炸到了，我三哥等人就赶紧把我抬到三公里半的一个临时的简易病房去。医生检查了之后告诉我们说，炸我腿的炸弹有毒性，为了防止毒性的扩散，必须截肢。当时刚被炸到尚未觉得疼痛，但现在却疼痛难忍，几乎晕过去了。下午5点多钟我才醒来，却发现已被截肢，我就成了一个残废人了。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小的防空洞，可以容纳7、8 个人。当天轰炸的警报声响后，我的两个姐姐、幺婶等都跑到那里去躲避轰炸。因为洞在日本飞机轰炸时被震垮了，里面的人都被埋了，幸亏轰炸过后在场的群众迅速挖洞，才把我姐姐、幺婶救了出来，她们才幸免一死。

    我被炸断右腿后，终身残疾，不能像被炸之前那样自由了，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那次大轰炸，使我在肉体上受到了残酷摧残，精神上更深受折磨。

 

    口述整理者后记：在重庆大轰炸受害幸存者眼中，“黑石子”是一个让他们肝肠寸断的地方，因为这里长眠着他们被日军飞机炸死的亲人。

    2012年5月8日中午，我与蒋万锡驱车来到“黑石子”。刚走到这里，他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原来他的大哥和大嫂就长眠在这里。

    在这里，先后掩埋了1万多名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遇难者的遗体。2008年，重庆市社科院《重庆抗战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问题研究》课题组曾经建议，在“黑石子”地区建立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纪念馆；市社科院文史专家也呼吁，在黑石子沿江建台阶式广场及大轰炸纪念碑、纪念馆。然而，今天这里依然一片荒凉……

    揭露真相，告慰逝者，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正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