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浙江大学初期的教师聘任制度及最早一批教授情况

范今朝/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理科学系

吴 剑/浙江大学理学部

摘 要：目前在对高校校史的研究中，往往没有对诸如院、系等学校内部次一层级的发展状况或如教师聘任、学生组织等专题方面进行深入。在浙江大学早期历史的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对最早的教员聘任情况，在表述中均较为含混，尚未见到明确指出浙江大学最早一批教授情况的论述。本文结合原始档案和《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的记载，认为浙江大学于1927年8月正式成立后至1933年4月之前，初期所聘教师均为副教授及以下，尚无（正）教授；1933年4月后，聘请了第一批教授，即文理学院数学系的苏步青和陈建功；1935年4月后，聘请了第二批教授，即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的外籍教师麦利奥特。此后，直至1936年4月竺可桢掌校后，教授数量才开始有较大增长。

关键词：国立浙江大学 教师聘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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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文献：

[1]现有的几部关于浙江大学校史的著作，这部分内容均付阙如。例如，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金德水、吴朝晖主编《浙江大学图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杭州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编《杭州大学校史1897-1997（修改本）》（1997年3月内部印行）等。

[2]如《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史》中，介绍当时的有关师资时，笼统论说：“黄翼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1930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即应聘于浙大，为当时全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周谷平、许迈进、张彬主编：《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实际上，黄翼于1930年5月时被聘为“教育学副教授”，任期从1930年8月开始（见《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2期（1930年5月17日））。

[3]在一些论说有关学者的著述中，往往在此问题的表述上，不是非常准确；如陈建功（《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数学卷·第一分册》载：“1930年回国应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实际上当时陈建功先生被聘为副教授，1933年始被聘为教授）、贝时璋（《贝时璋文选》所载《重要活动年表》中：“1934年，任浙江大学生物学教授兼系主任”，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但据当时的文献所载，该年贝时璋先生仍为副教授）。

[4]邓小林：《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大学教师的聘任问题》，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第47-54页。

[5]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638页。

[6]姚群民：《试论二三十年代南京高校教授的选聘及其特点——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为中心的考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第132-137页。

[7]《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期（1930年2月22日）。

[8]《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6期（1930年3月29日）。

[9]《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2期（1930年5月17日）。

[10]《国立浙江大学一览》（1932年度），第274-275页。

[11]《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42期（1933年9月9日）。

[12]《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42期（1933年9月9日）。

[13]《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4期（1930年9月27日）。

[14]贝时璋：《回忆郑晓沧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支持》，载《贝时璋文选》，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页。

[15] 《国立浙江大学二十一年度职教员一览》，载《国立浙江大学一览》（1932年度），第319-327页。

[16]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L053-001-3489，第7页。

[17]《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24期（1933年3月4日）。

[18] 《苏步青文选》，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19]按：杨达寿等著《浙大的大师们》（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书中，在“苏步青”一节中，认为，“1933年春，苏步青晋升为教授，并在陈建功教授让贤举荐下，当了数学系主任”（第148页）。此说虽有不甚确切之处（即苏步青先生应该是1932年10月后先担任数学系主任，再于1933年春，成为教授），但也指出其晋升教授时间为1933年春。

[20]《本大学教员各项统计》，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73期（1934年5月19日）。

[21]《二十三年度本大学教员题名》，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82期（1934年9月15日）。

[22]《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92期（1934年11月23日）。

[23]《廿四年度上学期本大学教员题名》，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19期（1935年9月14日）。

[24]吴水清主编：《追求卓越——王淦昌年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25]《难忘的教授——束星北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2007年1月上海市浙江大学校友会），第171页。另见：李寿枏：《束星北生平（1907-1983）》：“束星北也于1936年8月回浙江大学，翌年升为教授。”（束星北著：《束星北学术论文选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年，第1页）。另一说为1936年8月后提升为教授，见孙志辉主编：《胡杨之魂——束星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26]解俊民：《何增禄教授》，载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38页。

[27]何亚平、郭汾阳、王诗宗编：《学术浙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6页。

[28]阙维民主编：《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29]《卅四年度上学期本大学教员题名》，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19期（1935年9月14日）。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百年法治回眸——民国时期浙籍法律人研究”（课题编号：13NDJC001Z）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