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档案文献编纂成册，或用于资政，或用于存史，这是我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古代档案工作一大特点。《治浙成规》是清代浙江的档案文献汇编，也是浙江清代的档案编研的代表之作。

一

   《治浙成规》目前见诸于世的是清代道光刻本，全书共八卷。约有两个版本，版本一是每卷装订成一册，全书共八册；另一版本，每卷装订成两册，全书共两函十六册。

   《治浙成规》由浙江布政使司与浙江按察使司藩、臬两个部门共同编纂出版。全书分为“藩政”与“臬政”两大部分，一至四卷为“藩政”，共收录浙江布政使司自乾隆三十五年五月（1770年）至道光十二年六月（1832年）形成的档案文献82件；五至八卷为“臬政”，共收录浙江按察使司自乾隆二十一年六月（1756年）至道光四年六月（1824年）形成的档案文献80件。全书每卷前均有目录，收录最早的档案是《典铺窃赃先行查起給主于犯属名下追还当本》，形成于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756年7月12日），收录最迟的档案是《详同通缺出插委盐属如有本省差使调回署理》，形成于道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1832年7月8日）。全书合计共收录档案文献162件。

   《治浙成规》的道光刻本并非是该书的最早版本。从道光版的扉页所见“藩臬两司重订”和“续增嗣出”字样，完全证明它不是第一次编纂出版，此前已经有此书的历史版本。从该书收录的《军流遣犯在配妻氏病故毫无别情者概免报官》所载“于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奉巡抚部院庄批：如详饬遵，仍刊入《治浙成规》本內，並候督部堂批示，缴。”说明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前，已有《治浙成规》行世。又如该书收录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客商在行被窃货物银钱分别议赔》文件，曾引用德清县的报告说“据德清县详称：查《治浙成规》，惟典铺与染铺被失，均有著赔之条。”既然各级官吏广泛引用该书的内容，说明该书在乾隆时期已经影响不小。至于，现在所看到的道光版，已经是第几次重订和续编了，由于缺乏更多的史料，目前尚无法判定。

二

    《治浙成规》作为档案文件汇编，从文献编纂学的角度来讲，具有明显的特点和研究价值。

      特点之一：《治浙成规》具有明确的编纂目的和宗旨

   编研首先要有目的，为什么编书？档案文献编纂一般出于两种目的，一是存史育人，如历代编的皇帝《实录》、《圣训》、《朱批谕旨》、《名臣奏议》等，就属于这类性质；一是资政参考，即为执政时工作查考用的，如《元典章》、《大清律例》等。《治浙成规》属于后一类性质的编研材料，其目的就是为了浙江省的官吏从政时查考利用方便而编纂的，是当年的地方政策法规汇编，是各地官员必备的工具书。

《治浙成规》顾名思义就是“治理浙江的成文规章”，书名实际已经显示了该书的性质及其用途。此书没有前言后记，但其编纂的目的，则在收录的文献中，表露无疑。该书收录的55篇文献中，有155处提到《治浙成规》，《治浙成规》出现在档案文献中频率之高，令人咋舌。档案文献中提到《治浙成规》，绝大部分是要求将所颁布的政策法规收录到《治浙成规》去，如要求将文件“即刊入《治浙成规》，俾实力奉行，日久不致废弛”等。

     经对要求载入《治浙成规》的55篇文献的分析，其目的共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为了呈报上级机关“备查”，要求载入《治浙成规》“呈送查核”、“备考在案”；二是作为法律法规，长期遵守。要求载入《治浙成规》“永远遵守”、“勿违”、“以垂永久”、“实力奉行，日久不致废弛”；三是将《治浙成规》作为刊登政策法规的载体，推进文件信息的传播和执行，犹如现今之政府公报。要求载入《治浙成规》“查照办理”、“通行各属遵照”、“通饬各属一体遵行”、“俾资遵守”；四是把《治浙成规》用作临时处置突发事件的法律依据，“如遇紧要案件，《治浙成规》内定有章程者，许其一面摘叙案由，先行通禀”。以上四种类型，实际就反映了作者编纂《治浙成规》目的所在：为现实服务，做资政参考。

       特点之二：体例科学，编排合理

     《治浙成规》全书分为“藩政”与“臬政”两大部分，一至四卷为“藩政”，五至八卷为“臬政”。“藩政”与“臬政”两类以下的文件，按照文件形成的时间先后编排。该书编研的体例完全遵循了档案文件的形成规律，是按照文件的来源原则进行分类的，与现代的档案“全宗”理论正好相符。

在清代，省级最高行政长官是巡抚（或兼总督），主管一省的军政大事。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主要是两个部门，一是承宣布政使司，一是提刑按察使司，前者通称为“藩司”，后者通称为“臬司”。这两个部门所开展的政务工作，就称为“藩政”和“臬政”。

     《治浙成规》按照档案的来源原则进行分类，围绕部门的主要职责，收录最为重要的政策法规，按时间进行排序，这是该书的一大特点。

      特点之三：选材精当，加工精细

    古代机关文件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数量也是不少的。当时人们就曾用叠床架屋来形容机关文件的泛滥。编研的首要任务就是选材，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治浙成规》在编研选材上，有个显著的特点：即藩政和臬政两部分，第一年的文件选得比较完整，“藩政”开头第一年（乾隆三十八年）收录了20份文件；“臬政”开头第一年（乾隆二十一年）收录23份文件。其他年份，收录的文件数量极少，“藩政”部分平均每年收录文件1份；“臬政”部分平均每年收录文件0.8份。

    《治浙成规》在精选档案的同时，又对选录的文件，进行了精细的加工。

    首先是文件标题的拟写。清代文件大都没有标题，主要通过转录来文或上级批文的核心内容作为“事由”，来反映文件的主要内容。转录的文字都比较长，而且，内容繁杂，再加上固定的公文格式用语，望文生畏。如 《治浙成规》卷一中的《省仓粜余米小戶改折色》一文，原文开头为：“杭州府省仓征收杭嘉湖绍南米，岁余米伍陆千石，陈陈相因，今酌留米伍千石以备不時需用，余俱隨時出粜，每石壹两陆钱，价贱則止，俟价值相当，再行续粜，其核定钱价照平粜例办理，毋许浮收。绍属解交乍浦兵粮停支米壹千壹百肆拾石应改征折色，令绍属之山阴会稽萧山三县应完粮米之零星小戶內折收，每升折征壹分陆厘，则小民尤易交纳，其愿完本色者，仍听民便，若滋弊，严參究处”，长达160多字。作者在编辑过程中，另拟了《省仓粜余米小戶改折色 》这样的标题，简洁明了，同时，在编辑中，又将档案的原有内容保留了下来，保证了档案的历史原貌。又如《省城、乍浦二仓公耗米按照時价出粜》，原文开头为：“省城、乍浦二仓所收耗米，又各县拨赴乍浦交收正米，节省运脚耗米，照省仓余剩正米变价之例，于青黄不接之時，按照時价出粜，价银解交司库收存，嗣后耗米积至三年，亦照此例出粜 ”。作者另拟了《省城、乍浦二仓公耗米按照時价出粜》，是否天壤之别。《治浙成规》中收录的档案，编者对每份文件都重新拟写了标题，真可谓功德无量。

       其次，《治浙成规》在编辑过程中，严格执行“报告”与”批复”同时收录。《治浙成规》收录的档案，90%以上是详文。“详”是古代公文的一种，是地方官直接申报上级衙门的文书，类似于现在的报告。清代规定：上级部门收到呈详，必须作出书面批示，发回申报衙门办理。“详”在得到上级批示之后，就具备了法定效力。《治浙成规》在编辑时，为保证收录文件的法律效力，所有的详文，不但收录下级政府或机关上呈的详文，而且必定收录上级部门长官的批示，即”报告”与”批复”同时收录。如：乾隆三十八年《禁丈量补造鱼鳞冊等事》一文，文件在落款结束之后，又紧接着一段文字：“五月初三日奉浙江巡抚部院三批：如详通饬一体遵照禁止，毋许胥役藉端滋扰干咎，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又于五月三十日奉闽浙总督部堂钟批：如详饬遵，仍候抚部院批示，缴。”该段文字就是5月3日浙江巡抚三宝的批示和5月30日闽浙总督钟音的批示。

    第三，《治浙成规》在编辑过程中，非常注重文件的内在联系，常常将关系特别紧密的2份以上文件，编排在一起，用一个标题贯穿起来，尤如今日的组卷，既保持了文件原有的内在联系，又方便了查阅利用。如《治浙成规》卷三的《停止常山、开化二县清补人丁》，先是收录了嘉庆七年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请停加升丁粮以除民累事”致总督与巡抚的详文，以及同年六月八日和七月七日，巡抚与总督的批示；后又收录嘉庆七年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请停加升丁粮等事全敘两院宪批示各等因”致总督与巡抚的详文，以及同年十月二十日和十一月十六日，巡抚与总督的批示。由于这两份文件都是围绕常山、开化两县的停止清补人丁这项工作的，所以，作者就把它们编排在一个标题之下。又例如：“臬政”卷五的《稽查漁匪各事宜》，收录的第一份文件是乾隆二十一年十月浙江按察使司“为严察漁船等事”致总督的详文，以及总督的批示；紧接着收录的是“附旧详案”，第一个“旧详案”是乾隆十六年十二月浙江按察使司关于“稽查渔匪”的详文及批示；第二个“旧详案”是浙江按察使司乾隆十八年十月的详文和批示。上述三份文件，内容都是一个主题的——“稽查渔匪”，但是，时间跨度长达5年，作者将它们编排在一起，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了保持文件的内在有机联系，保证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类似“附旧详案”，在“臬政”部分，比比皆是。据统计，全书中收录的类似文件多达12件。所以，目录反映的162个条目，实际收录的文件则有174件之多。

三

    《治浙成规》作为清代少有的地方政策法规汇编，早已引起人们对它的重视与研究。但是，由于研究者们对于档案文献编纂历史知识的不熟悉等原因，往往造成一些错觉和误会。如近期出版的陈婴虹著《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研究(1911-1926)》一书，称“《治浙成规》是清代浙江的省例,共分八卷,收入法规164件,时间跨度从乾隆三十五年到嘉庆四年。”这里无论是收录文件的数量，还是收录文件的时间跨度，都是错的。

一是关于《治浙成规》作者问题。据国家图书馆的馆藏著录，该书作者项为“佚名”，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等著录为“作者不祥”，由黄山书社出版的《官箴书集成》丛书收录的《治浙成规》，作者为“（清）不著撰人”。唯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著录是“（清）藩臬两司辑”。事实上，该书扉页已经写明了“藩臬两司重订”，作者就是藩、臬两司，完整的表述是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和浙江按察使司共同编纂。

二是收录文件的起止日期问题。许多文章谈到《治浙成规》收录的文件日期时，都把该书第一卷第一篇文献的成文时间，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做为起始日期，而把该书第八卷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献的成文日期，即道光四年（1824年）作为迄止时间，这是错误的。由于该书是两个部门分别编纂的，而两个部门对于文件的收录时间并不统一，藩司收录的文件日期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而臬司收录的文件日期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至道光四年（1824年），所以，该书收录文件真实的起止时间应是乾隆二十一年至道光十二年。但是，这不包括该书编辑中所附的“旧详案”，若将“旧详案”也计算在内，那么，最早形成的文件应该是乾隆十一年八月（1746年），即“臬政二”卷六收录的《办理盐案章程》所附的“旧详案”。

三是该书的成书和出版时间问题。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清刻本，由于该书没有前序后跋，也没有涉及出版印刷时间的信息，所以，各收藏该书的单位，著录时都不标年代。唯黄山书社出版的《官箴书集成》所收录的《治浙成规》，具体标示为“清道光十七年刊本”，至于出自什么依据，不得而知。根据《治浙成规》是一本政策法规汇编，是供官吏使用的工具书，其时效性较强，所以，根据常识，印刷出版的时间离收录文件的下限时间不会很远，正常情况下，应该在道光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之间（1832年至1833年）就印刷出版了。

 四是“藩政”与“臬政”所收录的文件，前后上下限时间，为什么相差这么远？上限“藩政”是乾隆三十五年，“臬政”是乾隆二十一年，前后相差14年；下限“藩政”是道光十二年，“臬政”是道光四年，前后相差8年。

依笔者所见，上限不同，这或许与体制有关。由于藩臬两司是各自为政的独立衙门，有可能是臬司首先创办了《治浙成规》，发行出版指导各地工作，效果很好，后来被藩司所效仿。从乾隆三十八年以后，上级要求两司合编出版，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以致出现时间先后的不同。至于臬司为什么在道光四年之后就没有文件了？从现有《治浙成规》所见，早在嘉庆年间，也出现过同样的“断档”情况。《治浙成规》“臬政”部分，其中嘉庆十一年到嘉庆十七年，7年里一份文件都没有收录，就是先例。至于为什么停刊“断档”，也可能是臬司另有新的刊登法律法规的载体，也许是别的原因，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总之，《治浙成规》作为清代浙江编研的代表之作，还存在许多未解之谜，需要我们继续进行研究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