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在此后长达6个星期的时间里，侵华日军在南京城里肆意抢劫、烧杀、奸淫，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以上的无辜平民与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遭到屠杀，无数妇女被强奸，无数商店和住宅遭到劫掠、焚烧、破坏，三分之一的城市化为灰烬。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刻展开相关调查，搜集日军罪证，《市民呈文》就是其中最为直接、真实、具体的记录。

南京市民徐洪氏呈文（部分） 南京市档案馆提供档案

 1945年9月13日，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告民众书》，号召南京市民以户为单位，向各区公所上报因日军暴行所受生命及财产损失，以备索求战争赔偿。同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发布《接受南京市民陈述大屠杀案冤愤公告》，宣布自当月21日起至23日止，凡身受大屠杀残害和汪伪暴力压迫的民众都可向国民政府控诉，并明确提出希望目击者检举南京大屠杀案主谋及相关罪行，为审判战犯收集确凿的证据。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大屠杀惨案调查委员会（即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要求“普遍征求孑遗市民之目睹事实，与被害人遗族之申述，以符合远东法庭证据法之要求”，再次强调收集被难者相关信息，为远东审判提供证据。1947年4月22日，南京市政府发布《限期催报抗战损失布告》，规定将各地查报公私损失的最后期限定为1947年8月底，并不再延期。从1945年9月至1947年8月，从南京市政府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再到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三个机构先后接收各类呈文的时间跨度长达两年之久，而除去上述接收机构外，更有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市赔偿调查委员会、首都警察厅、首都地方法院、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等也都在接收南京市民的呈文，这些《市民呈文》记载于各类信笺与纸品之上，既有略通文墨的幸存者本人、亲属、目击者亲手所写的，也有目不识丁的市民央请文书代笔的，呈文末尾，每个呈报人或附指印、或画押，以这种约定俗成的具结方式表明自己所述的真实性。

 随着呈文数量的增加，日军刻意隐瞒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被不断地揭露出来，其施暴范围之广、手段之残忍超出了人类的想象。按照呈报人的主体诉求，这些呈文可分为人口伤亡索赔、查找失踪人员、工商业损失、房产财务损失、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五大类。细细读来，每一份呈文都字字滴血、句句泣泪，它不仅仅是个体的控诉，更是中华民族所受磨难的历史明证。

 寻求人口伤亡索赔的市民大多亲眼目睹了同胞被害的血腥场景，胜利后的要求是正义审判，而不只是物质的补偿。1937年12月16日下午，南京市民徐进与千余人被持枪日军押至中山码头附近。他在呈文中这样回述那日的场景：“将全体同胞两手背绑。是时午后五时左右，队前部忽然一片悲哀凄惨的哭声震起，接着机关枪、步枪一阵紧似一阵，这时日寇逼迫每四人为一组向江中跳。……窃民排在队尾，下江时天已大黑，江边已填满，只好伏在尸堆上，枪弹如雨点般落在无辜同胞的身上，射击究竟有多少时候已不知道。其时已骇晕了，惟心中尚明白身上未曾中弹，直至火笠帽（汽油烧在军人遗下的笠帽上）投到身上，才惊醒过来，赶快钻入尸堆中。此时全身皆浸蚀（湿），寒风吹来冷彻骨髓，突闻岸上枪声连发数响，系未死者上岸被看守日寇打死。”就这样，徐进躲在刺骨的江水中侥幸生存。1946年1月26日，他向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呈文控诉日军暴行，要求将屠杀南京同胞的中岛部队处以极刑，以慰九泉下无辜、无名的死难同胞。徐进呈文所述江岸边的杀、烧，记录了日军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屠杀行为，而更多的呈文则记录着个体家庭所承受的令人发指的残害，如南京市民哈马氏的呈文。

 淞沪会战后，哈马氏因儿媳马氏即将临盆，来不及进入难民区，只得暂居家中。南京城破之日，日军冲入哈家，索取财物，痛殴哈马氏之子哈国栋，并欲非礼其妻马氏，马氏惊哭，日军“先将氏孙女存子(五岁)用刺刀劈开头颅，次孙女招子则洞穿其腹。继将氏媳马氏刺死，复将氏受伤之子国栋枪毙，连同氏媳腹内计大小五口死于非命。其状最惨者莫过于同居聂太太，全家男妇老幼九口同时遇害，次女二姑娘，敌将其四肢绑在长方桌之上，纵情轮奸，该女怒骂不绝，敌奸毕则刺其喉舌，裂其腹，尚不足以遂兽行，觅一双妹牌香水瓶塞入阴户之内，以为取乐；其残酷之行为，令人发指心伤也”。这样的伤害，在战争胜利后再次提起，无疑是对受害人的又一次折磨，但是如果永埋心底，这样的血债如何偿还？于是，幸存者强忍悲痛，重新回述当年的惨案，最终使得对施暴日军的审判证据确凿。

 如果说人口伤亡索赔的呈文让人不忍卒读的话，那么查找失踪人员的呈文读起来则更让人心存悲戚。这些失踪人员实际大多已被日军杀害，但家人一直未得到确切的消息，心中仍幻想他们还在人间，那一份份呈文饱含着8年中无法释怀的哀楚，充满了妻子对丈夫、父母对子女爱的呼唤：吴吕氏寻找被日军拖去的丈夫；金麻氏寻找被日军强行拉走的3名亲属；杨倪氏寻找被日军拖走的独子贤云；张荣生寻找被4名日本军人带走的28岁的儿子张定，等等。失去了丈夫的妻子、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寝食难安，生存无以为继，哭瞎了双眼仍希望能够骨肉团聚，人间惨剧莫过于此。

 人的性命既被日军视为草芥，血腥杀戮，其他类财产则更不必说，皆随其兽性所为。工商业损失、房产财务损失、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的呈文，大量记录了日军掠夺、焚烧、毁坏南京市民财产的野蛮行径：李筱仙的两间草屋连同屋内日常用具被日军付之一炬；钱卓伦两幢西式楼房被敌人劫掠一空，继而被拆毁，最终夷为平地；国民大戏院被日人占据，并将院名改为“中喜剧场”，戏院财产被占，营业被夺，更改原名，拆卸机件，恣意蹂躏；下关回教清真寺全部被焚，藏经及历年教胞捐助的图书、器皿均成灰烬，8年以来清真寺基空地被日寇圈为军用地，任意践踏。如此种种，小至市民栖身的草棚、度日的锅碗瓢盆，大到影院、工厂，甚至寺庙、慈善机构，均难逃日军洗劫。

 《市民呈文》是中国平民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血泪控诉。徐进从中山码头的日军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时间、地点、事件记录清晰，作为亲身经历者的叙述真实可信；哈马氏一家5口死于非命，邻居聂家9口遇害，其状甚惨；国民大戏院被日本人强行占有，经理顾祖荣病故前仍未被发还国民大戏院产权，死不瞑目；钱卓伦的私人宅邸被付之一炬，满目疮痍；创建于清光绪年间的下关回教清真寺被毁，教徒无处进德修业。其中，徐进的呈文与张荣生查找失踪儿子的呈文还可相互映证，张荣生之子张定于1937年12月14日在鼓楼五条巷被日军拉走，徐进于1937年12月16日在鼓楼三条巷被日军拉走，徐进被编队时得知该队千余名青年中即有来自五条巷的青年，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相似呈文中互为比照，这批“隐性被害者”的被害事实不证自明。

 纵观《南京大屠杀档案》中的《市民呈文》，虽有文理欠通、别字丛生，甚而方言充斥其中，然而，其情感之真挚、记录之真实，当为南京大屠杀最直接的证据，且没有经过第三方加工与修改，其书写时间在抗战胜利之初，大屠杀的创伤记忆犹新，更接近历史现场，避免了因年代、环境、记忆力等内外因素干扰而造成的记忆失真，是最为有力的历史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