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名铨，早年加入过中国同盟会，1925年留美回国后，投身国民革命，1924年前后，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随行北上，后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一位老资格的国民党人。1928年起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并在东南大学等处任教，他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残暴行径极其厌恶，1932年底，与宋庆龄、鲁迅等一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共同致力于反对蒋政府独裁内战的活动，积极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营救因抗日救国而入狱的中共人员与民主人士，走在了当时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列。因是之故，杨杏佛遭到了反动派的仇恨。

 这一时期，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积极从事反对蒋介石统治活动的高潮期，孙夫人公开指责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民主团体与其开展斗争。因为宋庆龄的身份、地位及其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使蒋介石不敢对她直接动手，但她的这些活动又使蒋介石不能不问，蒋只有命令戴笠的特务组织对位于上海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的宋宅进行严密监视，每天要写“监视日报”上报宋的活动，由沈醉负责，沈为达逼迫宋搬家的目的，曾两次向宋家邮寄手枪子弹并用打电话写恐吓信等手段进行威胁。为落实戴笠的指示，派人打入宋家，上海区法租界小组的特务们还派人接近宋的女仆，意图收买，但被报告给宋庆龄而识破阴谋。沈醉又曾试图用“美男计”勾引宋家女佣，在有所进展后也被识破了。

 戴笠还曾与其手下沈醉一起密谋，企图以制造车祸来加害宋庆龄，准备把她撞成伤残来阻止她进行反蒋活动，甚或致其于死地而后快。他们甚至准备好了保险汽车，等待时机下手。但戴笠仍有疑虑，他怕一下害死了孙夫人把事情闹大，追究起来自己跑不掉。他问沈醉如何做到把人撞伤而不死？沈也没有把握。后来，他们的企图被蒋夫人宋美龄知道了，立即下令严厉制止。

 蒋介石、戴笠不能对宋下手，就把目标转向宋的得力助手杨杏佛。

 1932年底，杨杏佛又在《文汇报》上发表《再论四一二大屠杀与中国之人权》一文，大大地激怒了蒋介石。1933年初，他到华北，设立北平分会，扩大组织，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此恨之入骨，下令戴笠对其采取制裁行动，以达到阻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并恐吓宋庆龄等人的目的。

 戴笠领命后，一方面连续给杨发出恐吓信，一方面侦察到他的每日行踪，决定在其住所附近的上海法租界内下手，由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负责，行动组长是毕业于黄埔五期的陶士能，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俄国大菜馆楼上，他指挥副组长王克全率行动员6人，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内设立了行动部，并进行了宣誓，不论行动成功与否，决不暴露组织秘密，如被租界当局捕获，立即自杀，“不成功便成仁”。

 1933年6月17日他们按计划进行部署，因遭遇租界巡捕而放弃了行动。次日，赵理君亲自出马，带领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人再次前往，赵坐在车内，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交界处，行动员则四散在杨的住宅附近，待杨杏佛与其子出门上车后，4名特务将他和司机乱枪打死在亚尔培路32号住所门前，其子杨小佛因其父在生命最后时刻以身掩护而幸免于难。

 赵理君在枪响后立即发动车子，特务们狂奔上车，附近警笛大作，但过得诚因紧张过度跑错了方向，再回头已来不及，赵理君为防他被捕后泄密，连续开枪欲毙之，但只是将他击伤。过得诚被巡捕包围自杀未遂，被与杨杏佛等一同送往金神父路文慈医院急救。杨杏佛因伤重不治而亡，过得诚则在供出他在组织内的化名高德臣后，被戴笠派出在巡捕房工作的特务范文珍将他毒死，对外则宣称“不治而亡”。因此，后来在军统成立后，过得诚便被树为“完成任务后不及逃走杀身成仁”的典型范例，大肆宣扬，还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命名了一条“过得诚路”。

 刺杀杨杏佛是戴笠帮特务在上海租界内干的第一件案子，当时轰动一时，后来军统局还以此为“光荣历史”，拿到训练班上当作“行动术”的讲解范例。

 杨杏佛死后，戴笠的特务组织还进一步监视了他在万国殡仪馆的葬礼活动，他们把宋庆龄、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著名人士前来悼念时的谈话致词和表现统统汇报给了蒋介石。但宋庆龄等并不畏惧，指明这是一次政治性的暗杀，并宣布不会被这种卑鄙的手段所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