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 巴金的《成都日记》 林 波 摄 （此档案现存于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

 今年是中国文坛泰斗、成都籍作家巴金108周年诞辰。追忆当年巴金向四川成都市档案馆捐赠《成都日记》感人的一幕，重温《成都日记》中巴金在成都创作和生活的画面，以寄托成都档案人对巴金的深切怀念。

 1990年11月,成都市档案馆一行赴上海看望巴金。欣闻家乡来人，巴金搁下繁忙的工作热情接见。交谈中，巴金对成都的风土人情、名胜美食如数家珍，对家乡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临别时，他欣然将自己在1960年10月回成都创作期间所写《成都日记》赠予成都市档案馆永久保存。

（一）

 1960年7月22日，在“大跃进”运动特定背景下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巴金被要求作《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的发言。按照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说法，巴金讲了许多“豪言壮语”，并号召作家们迅速行动起来，加快创作反映“大跃进”运动中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的作品。

 然而在巴金的内心却有着难以言喻的隐痛，自195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活命草》以后，他就一直为应付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运动”而疲于奔命：开会、出访、报告、表态，他时时战战兢兢，处处谨小慎微，生怕被卷入莫测的政治风浪之中。他多么渴望能够找到一方净土，全神贯注地创作一些“爱与真”的作品啊。他想写写自己在朝鲜战场7个月访问中，那些可爱而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战士们以及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他还想校改1947出版的长篇小说《寒夜》。

 在上海文艺界领导的支持和妻子萧珊的鼓励下，他决定回家乡成都静心写作以完成这些年的夙愿。其实，川籍作家沙汀和吴先忧等先前曾多次邀请巴金到成都作客。四川省统战部部长、成都市市长李宗林更是来信说，已为巴金到成都创作“安排好了一切”。当1960年10月9日巴金到达成都火车站时，李宗林、沙汀、安旗、戈壁舟等早已在那里迎接他了。

（二）

 从1960年10月9日至1961年2月8日，巴金的《成都日记》详尽记录了他在成都4个月的写作和生活情况。其中有巴金观川剧、会亲友、访名胜、逛老街、品小吃、啖三花(啖，成都方言中为“品茶”之意)的闲情逸趣，也有他殚精竭虑、勤奋笔耕的创作以及鸿雁传书、思念家人的心路历程。

看川戏

 巴金是个川剧迷。川剧演员周企何、陈书舫、戴雪茹、舒元卉都是他的好朋友，张秀熟（时任四川省副省长）、李宗林、沙汀更是他的“铁杆票友”。他的《成都日记》第一天记道：“（川剧）一团送来戏票，晚饭后看川剧。”此后成都的锦江剧院、四川剧院、人民剧场、新声剧场常常都能见到巴金的身影。在离开成都前夕，他写道：“知道今晚演《生死牌》，便购票20张，……请招待所同志们观剧。”他每次看完戏都会不停地说：“过瘾，过瘾，这是乡音，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据《成都日记》统计，在成都的123天中，巴金竟看了60多场川剧！

续亲情

 巴金是个十分看重亲情的人。从其带有自传性质的《家》中我们知道，巴金在成都的亲戚众多，单算与他同辈的“尧”字辈就有23个兄弟姐妹。但巴金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他只把回成都的消息告诉了几个最近的亲戚，更多的则是对承受着疾病和饥饿之苦亲戚们的关心和关爱。

 在商品供应十分短缺的20世纪60年代初，萧珊每月只给他寄24斤粮票，巴金却常常尽力援助那些食品紧张的亲戚们。《成都日记》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字句，“去牌坊街看姑母，送去挂面点心”；“见到李致夫妇，留他们在这里吃面”；“十二点午饭，给国煜留下四分之三的烧卖”。此外，巴金在忙碌之余还登门探望了他的大嫂、六叔、七舅、姑母等亲戚；又专程去北门天回镇为父母和兄长迁坟，再次“看到父母、大哥遗容”。

游名胜

 巴金对成都的山山水水充满了感情，他时常会抽出时间游览成都的名胜、建筑和街道。《成都日记》中写道：“早饭后步行去永兴巷访傅抱石（著名画家），他约我同去（杜甫）草堂寺”，“三点和江苏画家们同去武侯祠和望江楼”，“三点后宗林车来，接我到东胜街，步行到人民公园看菊花、喝茶”。巴金连饭后散步也会去玉皇观、荣华寺、春熙路等地方看看。

品美食

 巴金对成都的小吃也是情有独钟，“八点起，吃赖汤圆一碗……十二点吃龙抄手、钟水饺各一碗，酥锅盔一个（下夫妻肺片）”。11月17日，他一天竟吃下了5道成都名小吃！

撰文章

 在成都期间，巴金生活安定，写作顺利。尽管他已年近花甲，却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和精力。除了上午和下午创作外，他常常还写作至凌晨。

 12月12日的《成都日记》写道：“饭后去邮局寄信（《解放军文艺》和蕴珍）……三点后，继续修改短篇《再见》……（凌晨）一点前洗脚，睡。”在成都，他根据自己入朝采访的素材，完成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4部短篇小说《回家》（1963年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军长的心》、《无畏战士李大海》和《再见》，一部中篇小说《三同志》。此外他还精心修改了194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寒夜》。

写家书

 给远在上海的妻子萧珊写信也是巴金的“例行功课”。12月13日《成都日记》写道：“回来得蕴珍（萧珊）信和汇款单。给蕴珍、小林写信，五点晚饭。”成都的署袜街邮局、走马街邮局、玉沙街邮电所都是巴金常去的地方。根据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家书》统计，在成都期间他们夫妇往返信件达58封。其实萧珊一直是巴金作品的第一读者。此外，上海作协领导对巴金创作的指示和关注常常都是通过萧珊给巴金的信件转达的。

 巴金在成都度过了56周岁的生日以及1961年的新年。他本打算再多呆些时日，完成另外两个题材的小说，但是中国作家协会送来通知，要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3月中旬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他不得不“整理行李”返回上海。“相见时难别亦难”，1961年2月8日晚9点40分，带着巴蜀父老的深切祝福，巴金登上了返沪的列车，依依惜别了家乡成都。

 先哲西去，睹物思人。《成都日记》给我们留下了20个世纪60年代巴金在成都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