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后期,为了加强军令和政令的高效畅通,蒋介石常常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号施令,但是有令不行、有禁难止的现象却屡屡发生,令其十分恼火,以至于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枪毙某些军政主官“十次之多”的愤愤之语。1942 年发生的“空油桶事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

油矿丰产窘缺桶 以油换桶“获效”微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我国中东部的半壁江山相继陷入敌手,致使原来依靠沿海港口进口汽油的通道几近断绝,“油荒”现象开始在抗战大后方逐步蔓延。为了能够及时解决军用和民用汽油的需求,蒋介石决定采纳石油工程师孙健初“战时开采”甘肃省玉门油矿的建议。从 1939年 3 月至 1942 年 4 月短短 3 年多的时间里,玉门油矿共开采了 10 口油井。有的油井油量之丰“为世界所罕有”,堪与“世界各国最优油井”相媲美,具有“大规模开采之价值”,所产原油经炼油厂精炼后,“每月可炼成汽油 2 万 5 千加仑、柴油 6 万加仑,足供 335 辆卡车行驶 85 万公里”。可是,随着炼油产量的不断增加,玉门油矿“产量丰富”的石油却开始面临着缺乏空油桶盛装的窘况,炼油工作也“几将被迫停顿”。

1942 年初,主管玉门油矿的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拟定了“以油换桶”的解决办法,试图用所产汽油与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以下简称“运输统制局”)、军政部等机关交换空油桶,并且希望各机关本着“互助”精神,分担一部分运输费用,能将空油桶运送至矿厂,来缓解空油桶缺乏的窘况。但是,经过两三个月的交涉,“以油换桶”的计划却“获效甚微”。各机关或是“留不出让”,或是“高索代价”,甚至有每只空油桶索价 300 元以上的情况出现,且有“续涨趋势”。然而,此时玉门油矿所存的空油桶仅仅能够维持至 4 月底。从 5 月到 12 月,油矿还需要 6 万只空油桶才能满足增产汽油的桶装需求,但限于购桶预算只有 300 万元的制约,重新购买空油桶“不敷甚巨”,难以实现。因此,油矿“缺桶恐慌”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亟待解决。无奈之下,资源委员会只好另寻解决之道。

电呈求助寻“补救” 无偿拨借遭拖欠

1942 年 4 月 25 日,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前往玉门油矿考察缺桶情况。28 日,翁文灏电致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决定联名签呈向蒋介石求助,寻求“补救办法”。其求助内容共有 3 条:一是责令运输统制局和军政部各自筹拨空油桶 3 万只,在未来 3 个月之内,每月各拨 1 万只,拨交地点最好能在“西北一带”;二是拨交的空油桶最好作为“借用”,如果必须付款,则控制在购桶预算的 300 万元之内,每只桶作价 50 元;三是拨交的空油桶为“紧急军用品”,须责令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国民政府交通部及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等机关转饬所属军运及驿运机关,尽量“协助运输”,以便如期运达矿厂。这样,油矿增产汽油有桶“盛转”,不致因缺桶而影响生产。翌日,翁文灏又以密电形式向蒋介石求助。5 月 2 日,蒋介石电饬各机关“切实遵照洽办,毋许延玩”,并限定一个星期内回复办理情形。6 日,由运输统制局牵头制订了拨交空油桶的解决方

案,并上报给了蒋介石。可是,当资源委员会得知方案后,却觉得方案“犹嫌空泛,未切实际”,因为 6万只空油桶虽似“已有着落”,但将来能否如数拨交“尚难预断”,且其中 4 万只空油桶还需要每只作价 200 元付现,“尤觉力有不逮”。嗣后,翁文灏、钱昌照再次联名呈请蒋介石责令各机关限期

“拨借”而非购买空油桶。

1942年5月19日,蒋介石分别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兼运输统制局局长何应钦、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周至柔、交通部部长张嘉璈等人,责令各机关必须依照期限“无代价拨借”空油桶,不得“以损坏渗漏之桶充数”。23 日,运输统制局再次牵头拟订了新的拨交空油桶办法,规定军政部和运输统制局各拨借2万只,航空委员会拨借2万只,在6月底以前,运输统制局先拨6000只,航空委员会先拨 1.9 万只,军政部先拨 1.6 万只。6 月 17 日,运输统制局又专门出台了《管制汽油空桶暂行办法》,该办法共 8 条,其中,详细规定了各机关和商人所存的空油桶必须交由军政部或运输统制局“收购利用”。但是,到了 7 月初,军政部仍有 1 万只空油桶没有拨借,并表示已没有“余桶”可拨,航空委员会也有 5215 只空油桶没有到位,且表示只能以“待修之桶”充数,而运输统制局直到9 月中旬,还有 1.4 万余只空油桶没有拨借,并表示正在筹集酒精供应存滇物资的抢运工作,目前“暂难续拨”。不仅如此,各机关先前“无代价拨借”的空油桶因为“破漏殊多”,致使玉门油矿不得不“极力”挑选洗刷,并用电焊修补,“始行装油”。

漏油事件引关注 防漏办法迅出台

1942 年 10 月底,一起玉门油矿的漏油事件再次引起了蒋介石对空油桶落实情况的关注。据报,有外国友人看见玉门油矿在运输汽油过程中,所用铁油桶“多有漏洞”,“损油甚多”,甚至有部分铁油桶在运抵甘肃省兰州市后,已“所剩无几”。29 日,蒋介石电令翁文灏“注意改正”。而翁文灏在详查漏油事件后,迅速于 11 月 7 日电复蒋介石,说明了玉门油矿所运汽油,因为车辆颠簸之故,少量漏耗“固所难免”,可是并没有大量损失,平均漏耗不足百分之一。但是因为油矿所炼汽油激增,各机关原则上多系“自带油桶”来矿提油,此种油桶漏耗情形不得而知。蒋介石接到回复后,立即明白“损油甚多”的其实是何应钦主管的军政部及运输统制局等军事机关,因此十分恼火。随后,他一面电令行政院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秦汾制订装油检查办法,一面电致何应钦严厉“训诫”。电文称,军政部及运输统制局均未能依限“拨清”玉门油矿空油桶,且所拨空油桶“仍多破漏待修者”,足见主管人员“玩忽命令”,并未切实“负责遵办”。一个多月以后,何应钦才电复蒋介石称,军政部及运输统制局所欠玉门油矿的 2 万只空油桶,已责令迅速设法“交清”。

与此同时,由行政院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制订的《装运玉门油料防止漏耗办法》也在蒋介石的过问下迅速出台。1942 年 12 月 19 日,秦汾电告蒋介石,办法已经分送各用油机关“切实照办”。此办法共有 6 条,主要规定有:各机关提运玉门油矿所炼汽油时,必须严格选择“好桶”盛装,不得“残缺破漏之桶”充数;转运油桶时,务须“直放”,排列整齐,勿使“颠倒乱置”;过运输站时,站方人员必须逐桶“详为检查”;规定运油漏耗以不超过百分之一为标准。此后,各用油机关到玉门油矿提运汽油时,沿途漏油现象大为减少。至此,这有令不行、有禁难止的“空油桶事件”暂时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