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1963年5月9日所作的“五九批示”，是我们党在全面执政初期凝练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文献。这份批示脱胎于浙江基层鲜活治理实践，直面和平执政条件下党员干部脱离群众、轻视体力劳动的执政风险，深刻阐明共产党人“为谁劳动、如何扎根群众”的根本政治命题。研读这套藏于浙江省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回溯批示形成的全过程，可以清晰显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唯物史观：躬身劳作是联系群众的天然纽带，植根群众是保持共产党人本色的试金石。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处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阶段，农村基层党群工作面临两大突出矛盾：一方面，历经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百废待兴，集体经济恢复、粮食稳产增产成为全党中心工作，基层治理迫切需要党政干部下沉一线、带头攻坚生产难题；另一方面，部分农村基层干部逐渐滋生出官僚主义倾向，部分公社、大队脱产干部习惯于坐办公室听汇报、发文件，远离田间生产一线。甚至有少数干部产生特权思想，把公职身份等同于特殊待遇，轻视农业体力劳动，脱离普通社员群众，干群关系出现疏离。党中央敏锐捕捉到这一执政风险，多次强调农村干部必须回归生产一线，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整顿基层作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

1963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办公期间，为进一步推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要求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准备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关的材料作为参考。浙江省委办公厅根据指示，归集梳理了七份一线纪实材料，剔除空话、套话，保留劳动台账、工作纪实、群众访谈、治理成效等原始素材，汇编形成《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这批材料全程源于基层实操，无人为拔高、无理论推演，真实反映了浙江基层干部扛起农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同作的工作实况。七份典型材料，层级覆盖县级分管领导、党委工作部门、公社党政负责人、大队党支部书记，场景涵盖日常履职、后进班子整顿、农业技术攻关、制度体系建设等。

平阳县城西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的工作纪实，厘清了干部劳动与群众工作的底层逻辑。他打破当时党政干部“政务工作高于生产劳动”的习惯性认知，建立党委班子固定田间劳动制度，把办公现场搬到农田地头。他在材料中记述，只有亲自下田耕作，才能听懂群众生产诉求、摸清本地土壤水肥条件、精准部署农业生产工作；而脱离田间劳动，所有群众工作都会变成悬空的行政指令。这种工作模式，彻底消解了干部与群众的身份隔阂。

宁海县越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应四官的履职事迹，树立了基层干部以劳动巩固党群关系的标杆。应四官年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超过200天，他参加劳动有三个特点：一是带头干，不管什么活，他都抢在前面干。插秧、割稻、挑担、施肥，样样农活都能干，而且干得又快又好。二是经常干，不管农忙农闲，他都坚持参加劳动，从不间断。三是深入干，他不仅参加一般的农活，还深入生产第一线，参加技术改革和试验田劳动。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金华县汤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双田的工作案例，阐释了党员劳动的示范引领价值。这位被群众称作“赤脚书记”的基层干部，自1952年担任支部书记以来，一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终身坚守劳动本色，是一名深受群众爱戴的好干部。他常说：“干部参加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好比塘中的水浮莲，浮在水面不生根，干部不生根就是脱离农民群众，容易瞎子摸象闹笑话。”

另外，桐庐县严如湛三下后进生产队的典型案例，验证了劳动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转化薄弱班子的有效载体；瑞安县隆山公社、余杭县五常公社两份全域调研报告，把个体劳动自觉升级为制度性群众工作规范；青田县委总结的五年干部试验田工作经验，自上而下构建起“领导带头劳动、层层联系群众”的工作体系。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审阅了全部材料后，亲笔修改文稿标题，定名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撰写了1300余字长篇批语，开头即赞扬道“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强调干部直接参加生产实践对推动经济发展和密切干群关系的重要性，高度肯定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认为这有利于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这就是我们党史上著名的“五九批示”。批示深刻预判脱离劳动带来的作风滑坡、阶层分化风险，提醒共产党人必须依靠劳动、依靠群众，把干部参加劳动上升到政权安全、政党本色的高度，从理论层面界定了我们党劳动观、群众观的核心内涵，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后来，“五九批示”连同浙江省的七个材料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七”印发全国，这一具体的地方实践经验，上升为全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指导材料。

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语言朴素、举措务实、成效直观，跳出了抽象的理论框架，用生动的基层实践佐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劳动观，本质是人民至上的劳动观；党的群众路线，最朴素的落地方式就是干部以普通劳动者身份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对于干部参加劳动实践，“五九批示”作出根本性政治定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是一般性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极端重大、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政治问题。廖锡龙在平阳县报送的材料里分析，干部参加劳动前后情况大不相同：党委成员“每天和社员一起下田，一起干活，对土壤、水利、作物生长、病虫害等情况，都了如指掌。这样，在研究生产、制定计划、解决问题时，就能做到心中有数，指挥得当，让公社党委决策完全贴合群众生产需求”。生动的事例和朴实的语言阐述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瑞安县的事例揭示出干部参加劳动对整治“文山会海”形成了倒逼机制：规定公社和大队的会议尽量少开，并且要“白天不开夜里开，晴天不开雨天开，农忙不开农闲开”，使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

宁海县的应四官作为基层党组织“一把手”，始终以普通社员标准完成农活考核，他从不利用职务身份豁免体力劳动，在耕作劳作中收集群众的急难愁盼，就地化解村内邻里纠纷、生产分配矛盾。在基层执政一线，干部的劳动时长往往等同于群众信任厚度；平等的劳动身份，是打破党群沟通壁垒最直接的桥梁。陈双田的事迹也体现了这一点，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和社员一起下田劳动，晚上还要处理工作。他的办公室就在田头，随身携带锄头和扁担，通过参加劳动，领导全大队改变了落后面貌，使汤溪大队成为金华县的先进单位。

批示精神进一步打通劳动实践与群众路线的内在逻辑，明确干部只有深入生产一线参加劳动，才能跳出机关圈层接触广大基层群众；只有和群众同劳动、共吃苦，才能真实掌握群众诉求、站稳人民立场。

严如湛三下后进队的事例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1959年，桐庐县俞家大队第二生产队，是一个年年赔产的后进队。严如湛主动向大队党支部请求，让他带领全家到第二生产队落户，帮助改变面貌。支部考虑到他们全家一起去会减少家庭收入，只同意他一个人去，但严如湛认为，只有全家一起去，才能使人信服。他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共产党员的本分。”就这样，他带着妻子、儿女，搬到了第二生产队落户。1960年，严如湛又带领全家到全大队最落后的第一生产队落户，到了以后带头劳动，深入群众，解决问题。经过一年的努力，第一生产队粮食增产6000多公斤，成为全大队增产最多的生产队。1961年，严如湛再一次带领全家到移民生产队落户。这个生产队农具、资金缺乏，困难最多、产量最低。严如湛带领社员群众，连干两年，使后进队一下跃入先进队的行列，被群众誉为“从米箩往糠箩里跳的好干部”。又比如余杭县五常公社，在干部的带动下，全公社形成了人人爱劳动、个个争先进的良好风气。由于干部参加劳动，五常公社的干群关系非常融洽，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全公社的农业生产连年丰收。青田县的领导干部在种试验田的过程中，经常和社员一起研究问题，群众把干部当成自己人，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讲；干部通过种试验田，了解到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及时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源自浙江基层实践的“五九批示”指向同一个基层治理逻辑：干部躬身参加生产劳动，不是简单的体力任务，而是走进群众、体察民情、凝聚民心的必经路径；党的群众工作，必须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为基础开展。60余载岁月流转，时代条件已发生深刻变化，但“五九批示”蕴含的劳动为本、人民至上的内核永不过时。今天重温这篇马克思主义经典批语，跨越时空依旧具有强大的震撼力、穿透力、感召力。